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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遗恨 第五十一 章 “濮议”起争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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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初九日,韩琦等正式上本:“要给濮安懿王赵允让上尊号了,臣认为出于天性叫做亲,缘于人情叫做礼。(陛下,洗洗睡吧)至亲必对圣上有厚恩,于礼不能忘其本,这是古今不变的常理。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早该享尊礼。臣等位居宰弼,考虑这些事责无旁贷。考察古来的做法,酌定礼数,使陛下能够隆恩而广爱,对上可彰显孝治,对下能惇厚民风。臣等伏请下有司议定对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需用的典礼,详处其当,及时施行。”

    赵曙接过奏章以后宣旨:“朕即位两年了,对濮安懿王夫妇的典礼是该办了,现将韩琦等人的奏章下发到两制,要杂学士、待制、太常院礼官详议。”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件事竟引发了此后一年多的濮议之争。

    翰林学士、知礼院王珪等首先上了《两制礼官议状》:“臣等谨按:《仪礼、丧服》所说,承继于大宗的人,对自己原来的小宗出身必须降格处理,为人后者只能做过继人家的儿子,不能再回过头来顾及自己的生身父母。圣人制礼,尊称无二上。如果恭爱之心分给两处,就不得专一于皇权了。所以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承大统的,或推尊原来的亲生父母称帝、称后的,都在当时就遭到了非议,并且被后世讥笑。臣等不敢把他们的做法引到我朝。何况前代入继大统的,多是先皇晏驾之后,仓促拥立,有的出自母后挑选,有的出自臣下推戴。(我的疯狂女神)不像仁宗皇帝未过世时,就在众多的宗室子弟之中选拔了陛下您。陛下是先做了仁宗的儿子,然后才继承大统的。濮安懿王虽对陛下有血脉之亲,养育之恩,但是陛下所以能够龙袍加身,富有四海,子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臣等认为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应该按照先朝封赠亲族的惯例,给予高官显爵的称号和大国的封邑,就极其尊荣了。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都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这样封赠是比较适合的。”

    赵曙把《两制礼官议状》默默地递给韩琦,韩琦看后当即提出:“臣认为王珪等所议不妥,赠官及改封大国,需要降制,行册命。而制和册都有固定格式,制要写上:‘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册要写上:‘皇帝说,知会你某亲某官某,今册命你为某官某王。’而濮王对于皇上来说原本是父亲,两制没有说明濮安懿王当称何亲?是直呼其名还是不直呼其名?应将议状退还王珪等人,让他们详定称谓后再奏闻。”

    很快,王珪等两制学士及礼官又呈上了《再议称皇伯状》:“臣等议定: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的关系是弟兄,于皇帝而言理应称皇伯而不称名。谨具状闻奏,恭候圣裁。”

    韩琦、欧阳修为首的执政大臣连连摇头:“王珪等人的提法更加不妥。”欧阳修说:“臣等谨按《仪礼》所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按《五服年月》所说‘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妖颜惑众:十夜杀手)为其父母齐衰期’,也就是说出继之子,对于所过继的父母、所生的父母都要称父母。而且汉宣帝、汉光武帝,继承大统后都称其父为皇考。现在王珪等认为皇上应称濮安懿王为皇伯,于典礼未见有任何依据。我们请求皇上将濮安懿王究竟应该称皇考还是称皇伯一并下到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商讨后再定。”

    赵曙喜滋滋地说:“原来典籍中已有成法,朕自当遵从古训。可将参相所提与王珪所议两种方案同时提交给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

    提案发下去不久,欧阳修对韩琦回报:“下官原以为绝大多数大臣一定会秉承皇帝的意图,赞成称皇上的生父为皇考。不料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我等的提法并不赞成,除陈升之等人外,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称皇伯的提案。”韩琦很惊诧:“怎么会这样!”

    朝议时,以司马光和吕诲、范纯仁等人为一方,旗帜鲜明地反对皇帝称生父为皇考,司马光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应该以天下的‘大宗为宗’,皇帝应该只称仁宗为‘父亲’。”

    而欧阳修、韩琦、曾公亮、等人则说:“依《五服年月》敕,应该以濮王府的小宗为宗,皇帝应该称亲生父亲为父亲。(帝尊)”

    他们双方引经据典从古到今,从人伦到礼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会儿韩琦匍匐在金銮宝殿上,痛哭流涕:“请皇帝尊亲生父亲为皇考”;一会儿吕诲上殿号啕大哭:“请皇帝尊仁宗为皇伯。”吕诲在朝堂上唾沫横飞:“我们争这事是为国为民,为祖宗为基业。不把这个问题争个水落石出,不争个你输我赢,就会亡国亡族,就是不爱国,不忠于朝廷!”

    每天上朝,大臣们把这件事作为检验每一个士大夫立场观念的标尺,那种激烈争辩的场面,真是动人心弦。大臣们把国家所有的大事放在一边,相互唇枪舌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各说各的理,又都说服不了对方。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群体。最后双方怒目相视,执政指着言官斥骂:“你们有不臣之心!”两制指责两府:“你们图谋不轨!”,

    听到不耐烦处,赵曙一拍龙案,大声呵斥:“你们不要吵了,此事可以从长计议,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都这样不守人臣的本份!”这些朝廷重臣,社会名流,并没有因皇帝发火而停止争论,只是暂时有所收敛而已。

    王安石在江陵为母亲守孝,好朋友俞秀老陪他在草庐下棋。王安石棋艺不高,常常悔棋。俞秀老笑着说:“介甫不但棋艺不佳,棋品也不高。”王安石答道:“对弈取乐而已,不必当真。(灵域)”

    俞秀老问:“眼下朝廷濮议很是热烈,介甫为何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也没有上过一次表?”王安石说:“濮议说来说去不过是一个名义,于国计民生有何用?他们这样闹有意思吗?我就想不通,博古通今的欧阳参相为什么也热衷这件事。对他们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介甫不想参与其中。”

    为壮大称亲一派的实力,五月初四,韩琦对赵曙说:“眼下中枢严重缺员,枢密使富弼请病假已半年,足疾未能好转,陛下眷顾老臣,久虚其位,后来张升丁忧,现在王畴去世已经几个月了,都没听到用谁来补他们的缺。张升最近已请求告老,梁适又请求外放,他们确实是年纪已高不能做事了,两府缺员很多,眼下军务松弛,边境多事,筹划机密大事,更须得人。臣希望陛下顾念军国之重,以生灵为忧,早点选择有才能名望的人,提拔到两府,不宜久虚其位。。”

    赵曙问:“富弼病休、张升辞官,王畴病故,何人可入枢密院呢?”韩琦奏道:“陈升之洞明时事,仁宗晚年曾被提拔为枢密副使。”赵曙点点头:“朕知道,陈升之今年四十五岁了,为人精明干练,当初提拔后,是被吕诲等人轰了下去的。韩相国所荐得人,即日起,升资政殿学士、礼部侍郎、陕西安抚使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同时命冯京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为陕西安抚使,接替陈升之。”

    见赵曙重新启用了陈升之,吕诲又弹劾:“想不到陛下竟用了奸诈之人赞襄机密,公议非常担心。(六甲神灯)先朝任用陈升之时,臣就与唐介、司马光、赵抃、王陶一起弹劾他奸邪,不能放在二府。当时外朝有宰相支持他,后宫有宦官帮他说话,两下里争论达半年之久,最后先帝让陈升之出知定州,将臣等贬斥江南,事情虽然这样了结了,但是非曲直争论从未停息,终于成了先帝用人一失。臣愚一直愤懑痛惜这件事。现在韩琦在尊崇濮王有争议时,极力引荐陈升之,必定心怀叵测。”

    赵曙反问:“陈升之有什么不好,惹得你们又来弹劾?”吕诲说:“臣将陈升之的奸邪之处,略举一二,希望陛下能明辨是非。陈升之当年为谏官,复核张彦方伪造诏书案,隐瞒情节,删除罪状,来依附权臣刘沆,巴结张贵妃。他还趁机与内臣交结,和宦官任守忠结妻族之亲,因而得到提拔。等到做了开封知府后,他遇到了宦官张若水家人不还百姓家卖屋业钱的案子,他又包庇张若水而欺负老百姓。这些劣迹都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任守忠被贬,陈升之却重回枢密,掌握重权,这妥当吗?臣请陛下再作考虑,陈升之是进是退,系于您的决断。”

    赵曙轻轻一笑,对吕诲说:“你说的陈升之交通宫掖之事朕在睦亲宅早就知道了。不过眼下正在用人之际,而陈升之精于吏道,人也干练,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朕唯才是举,用其所长,谅他一个枢密副使,在朕跟前也不可能为非作歹。”吕诲只得唯唯而退。

    看到濮议之争愈演愈烈,边境又不断被骚扰,赵曙寝食难安又无法可想,五月初九,他在朝堂发了一通天子脾气,将所有臣工严厉训斥了一顿:“朕昼思夜想,要与公卿大夫一起励精图治,可是看到的是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苟且,懒惰渎职者多,逞口舌之利者众。先帝大祥刚过,一遇喜庆节日,王公大臣、将帅郡守争着用官妓歌舞佐酒,这些官妓吃皇粮、拿薪俸,整天混迹在军营。谁知她们都干了些什么。更有官员把出身乐籍的伎女买回家当小妾,天天吃喝嫖赌。徒然积累年月来等待晋升,又沽名钓誉,整天拿尊崇濮王说事,以图引起朕的注意,朕对你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如果奸邪苟且者不惩罚,那么贤良勤奋的就无法奖掖。朕持赏罚之大公,必将一一验证实行,希望所有臣工孜孜不倦,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以称朕意。”

    吕诲对司马光说:“皇帝大权在握后,对执政尊崇濮王为皇考之议大加赞赏,最近又重用了韩琦引荐的陈升之,我们必须加强台谏官的力量,劝谏皇帝做英明之主,不要封他生父为皇考。”司马光说:“范纯仁、吕大防二人赞成濮王称皇伯,就推他们二人吧。”

    于是司马光上奏:“仁宗以来,朝廷规定:御史有缺员,就由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共同推举二人,而皇上从中选择一人补缺。皇上亲政后,已缺两名御史,请让有司开始推举。”

    赵曙问:“爱卿认为何人合适?”司马光说:“名臣范仲淹的次子,屯田员外郎范纯仁,权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均出身名门,他们为人正直,是很合适的人选。”赵曙当即准奏。

    司马光又说:“被李师中擅自调到凤翔府的程戡,在离开凤翔府去嘉州后,接替程戡的人发现他超值使用了五十多贯公使钱。”赵曙说:“朕最恨滥用朝廷公帑了,让程戡赴永兴军听参。”

    欧阳修对赵曙说:“国家任用将帅,应当着眼于他们守边御敌是否有成效,至于细故小过错,最好是忽略不计,这样才可以让他们为朝廷拼死效力。太祖皇帝时,将边关所有州郡征收的利税全部给部队,并且听任他们搞边境贸易,免征他们贸易的所得税。军旅之事无论大小,都准许将军们便宜行事。因此二十年间国家没有西北边境的担忧。庆历年间,陕西用兵,边臣用公使钱略微有点超过,就派法吏依法深究,结果适得其反,边关祸乱不断。眼下陛下正当用人之际,宜恩威并用驾驭诸将,以太祖做法为准,以庆历失策为戒。像程戡这些将领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希望您赦免于他不再追问。”

    赵曙对侍立在旁边的赵顼说:“欧阳参相说的事对朕很有启发,看来边关将帅需熟悉敌情和山川形势,是不能锱铢必较的的,用人要看大节,所谓大行不顾细谨。皇儿多学着点。”赵顼拱手说:“儿臣谨记父皇教诲。”五月十二日,赵曙命东上阁门使,嘉州团练使程戡知鄜州。再次担当起镇守西部边陲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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