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龙老师所说,虽然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教我们学拼音,一点都没有耽误我们的复习时间,我们的新课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进入复习的时候效果出奇的好,升学考试的成绩相比平时的考试,普遍有所提高,很多同学都考上了县中。
毕业考试之前,我瞒着父母参加了泸州市川剧团以各公社中心校为单位的,招收川剧演员的考试,结果选择歌曲失误落选。原本以为去弥陀区中心校考川剧团的事神不知鬼不觉,落选也就落选了,特别是从弥陀小学回家几天后,得知我当时认为最有希望考上剧团的,徐老师的女儿都没考上时,心里释然了。心想自己爱唱歌爱表演,去参加了川剧团的考试,也算自己努过力,很多事情都是命运的安排,不可强求,顺其自然最好。因为临近毕业考试,什么都来不及想,全心全意地为了迎接升学考试做准备。毕竟考剧团的事尘埃落定,没有回旋的余地,将去考剧团落选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没想到峰回路转,考市剧团的考点现场有两个监考老师,是赤水县川剧团的负责人,当时赤水县川剧团刚好在我们街上演出,就住宿在我家前面的旅馆。川剧团的这两个负责人在我从茶旅馆进出时,认出了我,告诉母亲说如果我真想进剧团学唱戏,就去找他们,可以去他们剧团。
去剧团的事情有了转机,我开心不已,立刻作出反应,向父亲母亲正式提出了我想去学戏的想法。父亲坚决反对,说出了种种反对的理由,那个时候真是很想去剧团,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我的态度也很坚决,不肯让步。
后来父亲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与我说定,如果我没有考上初中,就让我去剧团,考上初中就继续上学,我欣然同意。那个时候的我就是那样,傻得可爱,明明我的成绩就不差,纵然是考不去县中,我们街上中心校的初中不会考不上,即使是升学考试考砸了,我们学校的旁边还有一所办有初中和高中的农中。与父亲的约定相当于是我自己将去剧团的机会丢掉了,傻头傻脑的我却浑然不知,开开心心地一头扎进书本里,生怕考砸了似的,结果取得了去泸县八中读初中的机会。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傻到家了,考试成绩的好歹还不是可以自己拿捏的,那时是真傻,一方面想去剧团想得要命,一方面很怕升学考试考差了无法面对老师和父母,所以从思想到行动都非常矛盾。做人要信守承诺,这是父亲母亲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教育,考试成绩下来后,我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要去剧团的事,天真耿直到将继续上学和去剧团,看作是我与父亲之间的一场赌注,愿赌服输,至于怎么输掉的却没有认真想过。失去了去剧团的机会,暗自痛心疾首了很久,还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内心的挣扎,每天还要装得欢天喜地,当时那种似懂非懂的心理十分幼稚可笑,觉得自己输得很悲壮似的。
其实我要去泸县八中读初中,父亲母亲的心里也很为难,原因是去县中上学是读住校,书学费要比在我们街上的学校贵,还需要住宿费生活费等等。在县中读书,我每月的生活费要十元,是当时的最低标准。这些费用都是父亲母亲找了在县中的在读生了解得知,父亲的工资每月十三四元,母亲的工资也差不多。如果我每月拿走十元钱,就等于是我一人用掉了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家里还有五个人的生活用费,还要交两个妹妹的学费,一个家庭始终会有一些人情世故的开销。家里一如往常,我和母亲还有四妹常常三病两痛,大病不犯小病不断。按照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我要去外地读书,存在的困难很多。父亲母亲没有想过让我就在街上的学校就读,那时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都有县中比一般的学校好许多的想法。去县中上初中就意味着离考一所好的高中和大学更进了一步。
估计当时父亲母亲对于我去县中的费用为难了好久,只不过没有让我知道,刚好在县中快开学之前,父亲上班的理发店的房东想收回店面,房东的儿子大了,到了成家的年龄,没有单独的房间。每逢赶集的日子,在公路上理野发的顾客也越来越多,理发店的生意原本就越来越冷清,加上房东又想收回店面,内忧外患,理发店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理发店与母亲上班的综合商店,同属一个商业部门,又与综合商店旗下的所有业务都不相关,理发店是单独核算,自负盈亏,是靠做手艺吃饭。
将房东要收回店面的情况反应到综合商店,商店领导也拿不出具体的办法和方案来,一是将理发店的人员没有合适的地方安排,综合商店原本就拖了很多的老弱病残,也没有开展得有新的业务。二是理发店的人员已经定了型,除了理发的手艺外,短时间内也无法适应做其他业务,再说一个街道也不可能没有理发人员,其实理发店的工种要说也算是特殊行业。
就这样,理发店的去留成了商业部门的老大难问题,最后只能听之任之,不了了之。房东将店面收了,商店的领导也没来现场过问,理发店的职工一怒之下,就将各自的理发椅子和工具还有镜子拿回各自的家中。理发店的韩师傅夫妻俩当年买了母亲娘家奶奶的住房,住房前面有店面,就在自己的店面里开起了理发店。其他人只要有店面的,都各自开起了理发店。我家的店面出租给了综合商店的茶旅馆,父亲就没有地方理发,我家的家境容不得父亲犹豫和选择。
父亲没有理发的场地,心里很着急,没上班的第一天,就不断有人站在茶馆的石梯上扯着嗓子大叫父亲的名字,说是要找父亲理发。后来跑到我家天井处的空地上,坐在独凳上理完发才心满意足地走了。理发店关门的第一个逢场天,父亲去公路上那些理野发的地方转了一圈,说是去市场上找木匠做理发用的凳子。理发店搬回家的理发用的椅子很宽大,靠背也宽,靠背可以放下去供人仰躺着,下面放脚的地方还有可以收缩的踏脚板,整个椅子全是上好的实木做成,不适合搬动。搬动的时候很重不说,踏脚板和靠背是活动的,容易损坏,还很占地方。
两三天后,父亲拿回了一个可以随意搬动,当时很流行很实用的专门用于理发的简易椅子,是找木匠定做的。凳面与当时学生坐着上课的凳子长宽一样,高度样式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凳子下面的四只约为向外张开的凳脚中间不是空的,就着凳子的高度,做成了顺着凳脚张开的不同幅度的,从小到大三个小抽屉,每一隔的抽屉里面分别放进理发用的工具。在凳面长方形的两头像系箩筐的绳子一样地系上四根绳子,将绳子固定成一定的长度,挽在扁担的一边。扁担的另一边是一个像圆桶一样的蜂窝煤炉子,炉上放一锑锅,将蜂窝煤的火升起后,锑锅里装上一些清水,在凳子那边的扁担头子上吊上一顶草帽,准备担着担子走的时候用于遮雨遮太阳,这样就可以担着出去任何一个地方理发。
父亲理发以来,一直很敬业,一直都很爱护工具,包括理发的椅子。用父亲的话说:一个手艺人,工具就是自己的饭碗。那个时候,理发店的椅子做工讲究,样式别致,表面涮了很厚一层凡立水,光滑锃亮,黄灿灿的,亮到照得见人影。就像在自然的木纹色外面罩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玻璃纸,看上去十分美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木料,使之不容易受潮和损坏,又有很强的视角效应。父亲定做的简易理发凳子也是一样,去供销社买了凡立水,仔仔细细将凳子刷了两三遍,等凡立水晾干后,整个凳子又黄又亮,很漂亮很精致。
父亲添置的这副可以随身担着的理发的行头,当时叫担担儿,有大约五十斤重。逢场天父亲就将理发的担子担到茶馆外面的街边上,街上乡下绝大部分人都认识父亲,知道父亲理发的手艺,找父亲理发的人不少。淡场的时候就将担担儿挑到田间地头,每天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地转乡,远近不论,风雨无阻。其实这样好辛苦,父亲却觉得这样可以多挣一点钱,没有理发店提成,自己做多得多。父亲挑着担担儿转了一段时间的乡,临近开学的时候对我说:“大女儿的运气真好,理发店不垮掉,还没有钱供你到县中读书。”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这样家里有条件每月给我十元钱的生活费。事实也是这样,如果家里的收入还和以前一样,我一人用去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家里的人更没办法生存。
我们几姊妹都知道自从理发店垮掉之后,父亲每天挑着几十斤重的理发担子去乡下田间地头,走乡串户非常辛苦。流鼻血的病也复发了,一流一大滩,前胸的衣服常常染上血迹。很多时候从后门回家来,两个鼻孔都塞着草纸,脚上的鞋面上也有血迹。真真的辛苦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想象不到,父亲实在累了,回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
每天一大早起床升好蜂窝煤炉子的火,在家吃过早饭,就担着理发挑子从我家花园后门出去,傍晚天快黑的时候,疲惫不堪地从后门回家。直到很多年后我和弟弟想跟着父亲学理发,父亲说什么都不愿意,说我是女孩子更不能学理发,想学理发的手艺没得商量,父亲的思想一直很守旧。我心想父亲一定是还记着在理发店上班的时候,很多顾客不愿意女子碰头的事。弟弟想学理发,父亲也不同意,我和弟弟就想不通了,一再要求。父亲非常生气,才将理发的辛苦说给我们听,父亲说这理发的活儿不是闹着玩的,当年在理发店上班的时候,有些个人卫生差的人,一年难得洗几次头,坐在理发椅上理发时,汗臭味熏人,令人作呕,头发茬乱飞,一年四季,在那种环境下工作,鼻孔里不知会呼吸好多头发渣滓。
父亲一直认为这种工作环境和性质,长此下去会生病,更不用说挑着理发担去乡下转乡。转乡的时候更令人难受,那时都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别人在劳动的时候做不了理发的活儿,将理发的挑子担到别人劳动的田间地头候着。别人干完活坐着抽烟休息的时候,才有理发的活儿干,全都是在田里或在土里干得汗流浃背地坐下来理发,头发梢上都是汗水和灰尘。有些头发上汗和尘土黏在一起,用梳子梳理的时候都要很费力很小心,才能做到既不将人家的头皮扯痛,又不将自己的小木梳弄坏。
冬天的时候去别人的田间地头候着,等有人来理发时,冻得手脚都不自如,连剪子梳子都拿不稳。夏天的时候,赶着正中午别人还没上工的时候,挑着担子东家走西家走,有时走几个农家院子都没理上一个头发。遇上好心的庄户人家,看见中午了,觉得多个人多双筷子,叫父亲将就吃中午饭。走到有些地方,没见着熟面孔又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家户,就得挨饿。所以父亲从来没想过要让弟弟子承父业,即使是后来我们的店面收回来,在自家的门面里开起了理发店,生意还算过得去,父亲都不让我们姊妹中的任何一人学习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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