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到弥陀民业组工作，一日三餐都在伙食团进餐，为了节省开销，母亲的生活相当节俭，很多一起上班的女职工，拿到工资就三三两两邀约去供销社买花布，买当时最流行的红灯草绒，拿到弥陀缝纫社做衣服。母亲却还穿着在娘家当姑娘时的补丁衣服，衣服又短又小，紧紧地包裹着瘦弱的身子。到了寒冬腊月，河风吹得人头晕目眩，瑟瑟发抖，母亲还穿着十六七岁时穿的旧棉袄，棉衣的袖口摆角都磨得露出了又黄有硬的棉花，衣服短得高高地翘在裤腰上，前胸的宽度差了一大块，只能敞着穿，工作的时候，双手抬着编织竹篓，整个后背的背膀处绷得行动受限。母亲加班加点完成当月的任务后，接了些别人做不完的活儿，用赚得的工资替自己买了结婚后的第一件碎花棉衣，和第一双黑平绒的胶底布鞋。
母亲无论做什么工作，在什么环境的条件下工作，都能很快进入状态并极快适应环境，母亲总说，任何时候都是适者生存，生活不相信眼泪，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民业组的职工食堂是在离民业组不远的地方，从邮电所旁边的通道出去，到了街上往左边走，相隔民业组出街的通道几间铺子的地方是弥陀区四管会，旁边有一条窄窄的通往四管会后院的通道，是四管会的伙食团，民业组的所有职工，除去弥陀当地的一小部分职工外，全都在这个伙食团搭伙食。伙食团内极宽敞，从通道往里走，通道尽头处的左面是伙食团的厨房和用饭菜票换取所需饭菜的窗口。窗口外窄窄的屋檐下，是一露天的天井，后院特别宽，有四管会的会议室，四管会的职工宿舍，宽敞亮堂的餐厅，还有高朗宽敞的卫生间。我想那个不算太小的长方形天窗似的天井，是为了起到增加采光和清新空气的作用，凡是很进深的前房后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天窗似的天井，有些特别进深的前后院落，还不止一个天井。我家就是两个天井，一个是临街三间铺面到去后院的石梯之间的中间，有一个大天井，天井大到顺着屋子进深的方向隔着天井，各搭着一个两米多长，一米五左右宽，近一米高的桥状的石板，一边的石板是茶馆供应居民的开水时，放排队的茶瓶用。一边的石板供旅馆洗蚊帐被盖用，两块石板的中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即使是茶旅馆相互之间最忙碌的时候，也是互不影响。通过石梯进入后院是一更大的天井，单是天井中间的花园的长方形花台就有前园的天井大，花园四周都很宽敞，平时供我们一大家子十几个孩子玩耍嬉戏，还可晾晒衣服蚊帐被子等。
母亲刚开始去民业组的时候，凡是女职工都是从事手工编织竹篓的工作，像泡竹子，用火烘烤固定竹篓规格的二指宽的竹块，用开刀划编织竹篓的一寸多宽的竹条，这些工序都是男职工做。女职工除了编织竹篓就是将用开刀划出的竹条，用在河边捡回的很大的鹅卵石和不算太大的铁锤，把开出的竹条摁在鹅卵石上，用铁锤将竹条均匀地锤破，经过锤破的竹条才能编织竹篓。
母亲在民业组做过锤竹条的活，做过编竹篓的活，做锤竹条的活时，握铁锤的右手掌会磨出厚厚的老茧，每根竹条有近三四米长，锤竹条的时候，左手拿着竹条一段一段地往鹅卵石上移送，移出鹅卵石的一段锤破的竹条用坐着的右脚踩压着，左手拿着的竹块边送边往下压，使鹅卵石上的竹块实实在在地摁在鹅卵石上，铁锤的力度要恰到好处，使整段竹条受力均匀，这样竹块在锤破的同时又有柔软度，又不会被锤得过分的破裂甚至断掉一部分，拉送竹块的手稍微不注意，会被竹丝刺伤手，细小锋利的竹丝刺破手后，断一部分进皮肤里甚至是肌肉里面。编织竹篓也是一样容易被刺伤手，所以民业组的职工工作之余总会三三两两地拿着针，找个采光好的地方，自己用针挑出刺进手里的竹丝，或相互帮忙挑出刺进手里的竹丝。
母亲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找到技巧，掌握要领，做得又快又好，锤竹条和编竹篓都在民业组的平地那一段地方进行。开竹条是在台上就着台子的高度，将竹子的一头抵着台下的地面，另外高出人头很长一段的竹筒在划竹子时，必需将高出自己很多的竹筒斜着抵在地面，使自己站在台上够得着下刀。一根竹子一般就开成三块竹条，粗一点的竹子最多划成四块竹条，细的竹子只能开成两块竹条。
母亲一直都想去做划竹条的工序，原因是划竹条的工价要比锤竹条和编竹篓高，又因划竹条从来没有女职工做过，无形中像是被定性成只有男职工才能做这道工序，母亲争取了几次，划竹条的愿望始终不能如愿以偿。
母亲认定的事就会努力去实现，自从想去做划竹子的工序屡屡被拒后，更加早起晚睡地赶工，民业组有电灯，是用发电机发电，电压低，晚上赶工用那种一百瓦的大灯泡，停电的时候则用蜡烛照明。大家聚到电灯下，一边赶工，一边闲聊，很多时候聊的内容都是些极具封建迷信色彩的，神啊鬼呀的。自从泡竹子的水池淹死过人以后，闲聊的时候又多了个话题，一会儿说谁谁曾在半夜亲耳听见淹死那个职工的说话声，一会儿说谁谁曾在阴雨绵绵的夜里听见死者在叫自己的名字，一会儿说夜里听见哪里犬吠不止，声音呜咽，凄凄楚楚，像人的哭声一样，不几日那里一准有人离世。于是有长者很认真很神秘地告诫众人说，夜深人静听见有人叫自己名字，在没识到声音时，不要随便答应，特别是阴雨连绵，冷风嗖嗖或月黑风高的夜晚，更加不要乱答应，不然的话，说不定真就碰上灵异之事，把魂叫去了，不是怪病不治，就是意外丧生。
母亲一个月的生产任务加班加点地做，一般二十天或二十二三天就能完成，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去无偿地帮那些划竹子的职工做任务，看见有谁放下开刀耽搁一会儿，母亲立刻就过去学做。后来划竹子的几个师傅都觉得母亲划的竹块儿，无论是进刀或是收刀，还是划出的竹块儿，都符合要求。划竹子的男职工中有个姓汪名连友的年轻人，与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是我们街上半场的人，去民业组之前与母亲一样，是综合商店的职工，是我们街上破四旧初期，主动带头将自己家里的做工考究的凌波床，大卸八块后，扛到街上当众打烂烧毁的那个老街长老公的徒弟。老街长的老公姓颜，曾经是部队的大厨师，不仅会做厨，还会杀猪宰羊，这姓汪的徒弟也是既学会了做厨，也学会了屠宰。老街长是母亲娘家在街上唯一的老亲戚，辈分很高，老街长与母亲的爷爷同辈，是我们街上历史以来唯一的一位女街长。因为母亲与老街长是亲戚关系，这徒弟又恰好与母亲在同一个综合商店上班，后来又一起去了弥陀区民业组，成了在外地工作的老乡。看过母亲划的竹子后，得知母亲想做这道工序，也知道我家困难，力挺母亲，母亲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民业组第一个拿开刀划竹子的女职工，也是民业组从组建到后来解散，唯一一个划竹子的女职工。开竹子的工序是泡好竹子后的第一道工序，做这道工序的人被看成是做上手活儿，就像一个餐厅的厨师一样，一直以来被人看作是技术活，上手活的工序，都会被毫无争议地定性或被定性成男性专属区，母亲的努力改写了民业组的这一切。
我们街上一同去民业组的还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个姓农的女职工，年龄比母亲大近三十岁，母亲一直称呼她二婶，这个母亲口中的二婶在民业组的时候五十多岁，齐耳的短发，身材瘦小，头发花白，面容苍老，体弱多病，几乎每个月都要胃痛。犯病的时候很吓人，痛得在地铺上滚，面色苍白，冷汗直冒，似乎是一阵阵地发痛，长一声短一声地高声呻吟。一开始发病的时候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帮忙，背着病人去卫生院急诊，陪着病人输液。后来常常发病，大家相互帮助的热情逐渐淡去，对这种时常发作的病情和痛苦麻木了，自顾自地完成生产任务，每次送医院都要母亲去说好话，讨人情才有人肯站出来背着病人上医院，很多时候母亲也只能去叫老街长的徒弟帮忙背病人，然后留下母亲一人守在病床前，陪着病人输液，常常是输一通宵的液体，病情得到缓解，第二天带点药就出院，特别严重的时候也会住院两三天，母亲自始自终陪着，端茶递水，跑前忙后。
这个姓农的女职工，早年丧夫，独自一人养活三个孩子，家庭十分困难，留下三个孩子和老人在家，独自去民业组上班，也是想多挣钱，好养家糊口。每次犯病都是疼痛缓解下来就带药回民业组继续上班，所以胃痛时常发作，一次比一次痛得厉害。每次发病都是母亲放下自己的活儿去医院照顾她，时间一长，民业组的很多人都以为母亲与姓农的女职工是亲戚关系，有时候这个女工胃痛病发作时，母亲刚好有事外出，都会有人在第一时间传呼带信叫回母亲，母亲得到消息也会立刻赶回去守在病床前照顾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父亲调去了民业组上班，我们举家迁往弥陀，在距离民业组很远的地方租了住房，都没有改变过。我们租住的是弥陀区粮站隔壁，一陈姓人家的住房的后院，从街上到我家租住的房屋隔着很长很窄的一条通道。后院租住的除了我们一家，还有一家姓陈的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夫妻俩都是民业组的职工，这家姓陈的好像和房东是亲戚关系，每个月的房租和电费都是由他们代收，后院只有不大的两间房，分别住着我家和姓陈的一家，在狭小的天井旁临时搭建的一眼烧柴火的大灶，是我家和陈家共用的开放式厨房。通道旁边从街面进出的房子里，好像也住着几家人，很热闹很杂乱的样子，常常是大人骂小孩闹。
有好多次，姓农的女工半夜三更胃痛，痛得满地打滚，妈一声娘一声地惨叫，同宿舍的人将我们租住房屋前面的通道木门咚咚咚地敲得山响，惊醒了住在前面的住户，一家被惊醒的住户跑来敲我们的门。父亲母亲听清原委，立刻起床，边往外走边穿外衣，一路小跑到民业组时，病人按着胃部，卷缩在地，满头大汗，花白稀少的头发被汗水湿透后，湿漉漉地贴在头皮和脸颊上，面色苍白，白到泛青。父亲二话没说，背起病人就往卫生院跑，从民业组到卫生院有很长一段距离，要穿越民业组出街的很进深的通道，路过四管会和四管会前面的十几间店面，再转入顺着街道左面的弥陀综合商店与公社之间的一条支街，卫生院在从支街进去很长一段路的右手面，父亲一人背着病人要歇息两三次才能到达卫生院急诊室。父亲母亲陪着病人检查打针输液，一直到病情稍有稳定，疼痛有了明显缓解，父亲才回到住处，母亲一直留在卫生院照顾病人直到出院，然后再进行赶工。这一幕时常上演，有时一月一次，有时一月两次，父亲母亲总是无怨无悔地默默做着这一切，母亲常说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是举手之劳，是很简单很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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