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竺和几个“北漂大学迷”一起，到当时还设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旁听，学习英文、法文、德文和世界语。（
总裁霸爱·老婆，休想离婚）
本来欣竺只是到北平图书馆看免费的图书就已经感觉是在天堂似的了，从没想过也不敢想象，可以到北京大学这样可望不可即的象牙塔学府里去旁听。可是和他同住的老乡范川是“北大迷”，极力鼓吹欣竺和他一起去北大旁听课。
话说蔡元培一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就对原来的这所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改革之一便是扩大外语系。据说当年他创办了八个外国语系。第八种是世界语，没有办成，只开过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系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至于阿拉伯语、波斯（伊朗）语系就更不用说了。真正建成而又存留下来的只有五个系，英、法、德、日、俄五大强国的语言各占一个。
“九一八”以后，蒋梦麟和蔡元培一样不当教育部长，来当北大校长。他本来在北大任过代理校长，回来也进行改革，将外语系科合并成一个外文系实即英语系，已经萎缩的法文、德文、日文、俄文几个组取消。
到1933年，这几个组都只剩下最后的班级。欣竺无意中来到法文组的一年级班旁听。奇怪的是（当时也一点不奇怪，司空见惯，就那个样子），这个班只有一个女学生。邵可侣教授，法国人，祖父和伯祖父是学者兼革命者，其中一位曾是巴黎公社委员。他到北京大学法文组，兼教文学院一年级法文。即使是唯一的听法文课的女学生沙鸥女士本来是学图书馆学的，她讲话是“中英合璧”，还会说日文，也是来打酱油学法文的。教课的邵可侣教授和学生沙鸥都很欢迎靳欣竺这位外来的无票乘客！本来这在北院已成惯例，从来不点名、查学生证。何况这非常时期的真正门可罗雀的情境呢！
法文老师倒是有好几位。（
娇妻难养,老公太凶猛）
法文组的原来系主任是梁宗岱教授。他教毕业班，也只有几个学生，内含两个女生。他不去教室，在法文图书室上课。师生围坐在一张长方桌周围，用法文聊天。要查什么就随手在书架上拿。主讲人是梁教授，总题目是法国文学。他讲课法文中夹着中文、英文、德文的诗句原文，大家嘻嘻哈哈，也没有课本、讲义。欣竺去听过一次，大家见到他就好像是原本就有的学生，一点不觉得见外。
欣竺还听过瑞士人斐安理教授的“法国戏剧课”。斐安理教授很年轻，留起小胡子妆点老气。他开过语言学课没人听，停了。随后到日本东京去教语言学。
欣竺刚满18岁到北平打算上大学时还不会英文。直到1932年冬天去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时才能自己读完英文原本《威克斐牧师传》。在寒冷的冬季夜晚，在煤油灯下一句一句读，读完抬头一看，灯油已耗尽，纸窗上泛出鱼肚白了。同时也学看难得的英文报纸。
第二年暑期回北平后，在“九一八”时认识的一位世界语朋友不仅热心地教欣竺世界语，还把他在旧书店买的一本书送给欣竺，逼着他学。这是一本用英文写的法文自修书。一共30课。从第15课起读童话《小红帽》。书中说，学完后可以接着读伏尔泰的《瑞典王查理十二传》。真是诱人的前景。
没多久，欣竺居然利用刚能看书看报的英文能力把这本书学完了，自己去买了一本邵可侣编的《近代法国文选》接着读。可是，哑巴语言，无法矫正发音。
在北大一年级大班，欣竺居然见到了正在这里教法文的邵可侣本人，真是太幸运了，而且除了沙鸥以外，就他一个旁听生，简直就是免费的大师级一对一教学嘛！超级幸运粉丝欣竺拿着邵可侣编的《文选》直接求教。没想到邵可侣立刻叫欣竺去法文组听他讲二年级课。
这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攻心计，总裁99次追妻）那位送给欣竺法文自修书的朋友本来在日本留学，“九一八”后愤而回国，不料突然被捕。欣竺不知道他已入狱，夜间去访他。幸亏在大门口望见室内无灯，没有进大门。欣竺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却已经被屋里守候的侦探发现追了出来，欣竺没命地跑，凭着地形熟悉，钻胡同才侥幸逃脱。回到家仍然惴惴不安。
第二天欣竺把这件事告诉了邵可侣教授，说要搬家。邵可侣教授立刻建议欣竺到他家里住。他是一个人住一所四合院，只有负责做饭的大师傅一起同住，真是奢侈啊！
欣竺住进了邵可侣教授住的四合院门口的南房，家具也是齐全的。不收房租，不管吃饭。邵可侣教授住北房，要欣竺在她假期旅游时替他看房子，有中文信件之类帮他处理，作为交换。
欣竺住下后，听大厨说，原先还有一位教授在这里同住，因为结婚才搬走了。
欣竺除了看房子外还为邵可侣教授校对再版的《近代法国文选》校样，整理并校订他的讲义成为《大学初级法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邵可侣教授提议欣竺也署个名字。欣竺说只要在法文序言中提到自己就行了。
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和中国人不一样啊！不仅固定地在假期外出旅行，而且经常互相请客开茶会。欣竺和邵可侣教授同住以后，邵可侣教授就把发通知联系的工作交给了他。在这四合院里开的茶会，曾留学法国的中国人也参加，有的教授还带了学生来；嫁给中国人的法国妇女也有随丈夫来参加的；包括过路的外国男女。
有人是常客，有人偶尔来，有人虽然收了通知却从不参加。会上人人用外国语闲谈。有时青年男女做点小游戏或朗诵诗、弹琴、唱歌，最热闹时还排练过法文戏《青鸟》。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在这里讲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思想。（
黑煞帝尊）
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也来参加过一次邵可侣教授的茶会，由于谈诗和中国旧体诗而和欣竺熟悉起来。
1935年北大在沙滩红楼后面为图书馆盖了新楼，毛子水教授辞职不兼馆长。主任一职，请在美国学图书馆学的严文郁担任。和欣竺一同听法文课的沙鸥女士本是学图书馆学的，由严主任请去当阅览股股长。
她出主意，请法文老师邵可侣教授向严主任推荐欣竺，她再加以推动，终于让欣竺当了阅览股的股员，每月工资40元。于是欣竺终于脱离了经济上朝不保夕的困厄境地，也得到机会“博览群书”，大肆饕餮。
欣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和一位同事老张对坐在出纳台后，但办公时管借书还书，无法看书，抽空进书库只能观望几分钟。他管借书，但利用时间翻看同学借去还回的书，增长了不少知识。
严主任是专家，欣竺在布置新馆时见到他，又指挥，又动手，回答疑问时常说，外国图书馆都是这样的。沙女士听到就对欣竺扮个鬼脸笑笑。
可是严主任对从京师大学堂传下来的核心，中文旧书库，动也不能动。架上的线装书仍旧照只有管库人才懂的特殊次序排列。那位拖着辫子没剪的老馆员照旧在库中踱着方步。还有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人物偶尔来到库中看善本书，名义上据说是顾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许就是为欣竺打造的俗语了。那不到一年的时间是欣竺学得最多的一段。书库中的书和来借书的人以及馆中的各位同事都成为他的老师，经过他手的“索书条”他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总是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能不能看得懂。
那时北大学生少，借书的人不多；许多书只准馆内阅读，多半借到阅览室去看，办借出手续的人很少。高潮一过，欣竺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中去瞭望并翻阅架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籍，还向书库内的同事请教。（
那些年混过的兄弟）
当时是新建的楼，在沙滩红楼后面。书库有四层。下层是西文书，近便，去得多些。中间两层是中文书，也常去。最上一层是善本古籍，等闲不敢去，去时总要向那里的老先生讲几句话，才敢翻书并请他指点一二。
当时理科书另在一处，不少系自有图书室，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欣竺大致都还能看看。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欣竺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阅读借回去的书。
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的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循。渐渐，他们指引欣竺系统性看书门路，欣竺也熟悉了他们，知道了“畅销”和“滞销”的书，及一时的风气，查找论文资料的途径，以至于有些人的癖好。
这些读书导师对欣竺的影响很大。若不是有人借过像《艺海珠尘》（丛书）、《海昌二妙集》（围棋谱）这类的书他未必会去翻看。外文书也是同样。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欣竺向他请教，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他还介绍给欣竺几本外文的入门书。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欣竺好像对那些书感兴趣，便告诉欣竺，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看。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欣竺。
教授们很少亲自来借书。有一次进来一位神气有点落拓的穿旧长袍的老先生。他夹着个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欣竺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毛子水馆长准予借出，署名是清华大学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
腹黑郡王妃）
欣竺连忙请他稍候，不把书单交给平时取书的老张，自己快步跑上四楼书库。库内老先生一看就皱眉，说：“这位老先生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全是善本、珍本，有的还是指定抽借一册，而且借去一定不还。这怎么办？”
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由欣竺去对他恭恭敬敬地说，这些书我们无权借出。现在毛馆长已换了严主任，请他到办公室去找严主任批下来才好出借。
他一听馆长换了新人，略微愣了一下，面无表情，仍旧一言不发，拿起书单，转身扬长而去。
欣竺望着他的背影出门，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去找善本书库中人一一查看。他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教授亲自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
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欣竺增加了一些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他真感谢这位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他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的课。当然老教授对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会偷他的学问。
俞敏，比欣竺小三四岁，1935年时是北大一年级学生，来借《海昌二妙集》。欣竺一看借书条便问：“你下围棋？”俞敏便立刻对欣竺有了兴趣。于是海宁的范西屏、施襄夏两位清朝大国手成为他们的介绍人。俞敏每来借书，必隔着柜台和欣竺谈话。他是围棋迷，据说下得还不错，不知相当于什么业余段位。欣竺是17岁以前在寿州老家和大嫂学下过棋，摆过清朝棋谱，随后“封停”从来不下棋，实在不是强项吧。
俞敏对他说，自己过去下棋太多，误了不少学术研究。这位十七岁天才少年不仅通晓许多外语和方言，而且对梵语、藏语更为注意，对北京话不是“大都话”有自己见解。这些都是为了对古今汉语的研究。他有许多独特见解，不是凭空大胆假设，而是观察细微，见缝生疑，又尽力广搜实例，追查究竟，论证真伪。
欣竺特别感兴趣的是俞敏对汉藏语言关系以及西方羌族藏语和东方姜族齐语的同源相通的研究。他费大力编《汉藏同源字谱》，唐太宗和松赞干布可以直接对话竟不需要翻译。看来这是9世纪印欧语系研究的方法，他用来构建汉藏语系。
欣竺对这种文献学的构拟虽然是外行，但是见到《公羊传》中那么多“齐语”，可见古书中有不少文言白话夹杂的词句。楚语已有人研究。齐语有没有人研究？《孟子》里不是说到这两大方言吗？那么，可能和西戎有关的秦语，可能和北狄有关的晋语呢？中原通行的书面语规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使于四方”，是不是学“外交辞令”？学“官话”？中国古文献中的规范语和方言问题，印度及中亚语中的通行梵语规范和方言问题，两者是不是可以参照？这当然是文献语言学内行以外的想法。
当北京大学法、德、俄文等组取消，合并入英语系时，邵可侣教授忍不住给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蔡元培有复信，表示“无力挽回”。
北京大学，这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神圣之地，外表光鲜无比，为中华士子所膜拜的象牙塔，在蔡元培先生悉心打理下，大胆开拓，一时间人才辈出。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此时象牙塔里面门可罗雀的凄冷情景呢？又有多少心向往之、梦魂系之的学子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到这里来学习呢？看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一所学校就能轻易改变的。
医家有句俗语说：“能够治好你的病，却治不好你的命！”面对有着世界最先进的总统制、议会制，可是实际上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满目疮痍的国家，蔡元培先生或许也要发这感慨了。这三千年来唯一延绵未绝的中华文化向何处去啊？难道也要蹈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化的覆辙么？
八个外语系，竟由于生员不足而退缩到最后的堡垒一一英语系
斐安理教授开过语言学课没人听，停了。随后到日本东京去教语言学。
德国大学研究中国纳西族的东巴文献……
有一次图书馆里没人借书，欣竺和老张在出纳台后相对坐着聊天……图书馆门口响起了“踏踏”的皮鞋声，尽管来人很注意不发出声音，可是在这极其安静的图书馆里，还是显得声音很清晰。欣竺和老张都不由得朝大门口看去。发现一个身材窈窕的女生正翩翩走过来！近了，终于看清了，原来是位20来岁的女学生，头上扎着两条辫子，上边还扎着两条蓝色的彩带，上身是标准白色女学生服，下身也是黑色的裙子。再看脸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像对宝石镶嵌在脸上，眉毛上扬，脸上如染过胭脂般红艳，当真是明眸皓齿，英姿飒爽，青春靓丽！
这位女生手拿一叠稿子向借书台上一放。又递过一张借书条来。她借的是一些旧杂志。老张很是知情知趣，主动接过借书条入库去找书。欣竺不好意思地把目光从女孩身上挪开，却又被少女靓丽的气息逼得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在自己的地盘却拘束得像个初见人的小媳妇儿。最后还是少女放在借书台上的书稿救了他，把目光停留在那部稿子上。
书稿封面上题目是关于新诗的历史的，作者是当时在报刊上发表新诗的女诗人徐馨，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欣竺免不了一呆。女孩看出欣竺的冏态和注意方向，微微露出一些得意的神色，问：“你是靳欣竺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
这个某某人的名字欣竺没听清，不知道是谁。她以为欣竺知道，欣竺也就没问。从借书证上欣竺看出这个人是中文系应届毕业学生徐馨，新诗人。欣竺感到奇怪。我只是发表不多的新诗和翻译署这个名字，乱七八糟的文多半用不同笔名，而且是朋友拿去登在无名报刊上的。他说的那个人是谁，怎么会知道，而且告诉他我在这里？
徐馨把稿子递给欣竺看。欣竺受宠若惊，连忙从头到尾一页页翻看，其中差不多全是他知道的。望望引用的名字和材料，再看几行作者的评论，就知道了论文大意。
大约徐馨见欣竺又像看又像没看，就在我匆匆翻完后不吝赐教。她说：“这是胡适导师出的题目，还没有人做过，现在是照导师意见找材料核对并补充。”
她还怕欣竺不明白，又耐心说明全文结构，并将得意的精彩之处指给欣竺看。
不知道是旧杂志不好找，还是老张有意识地拖延时间，所以徐馨等的时间长。欣竺心里没理由地慌乱：她是以我为工具打发时间吧？不过她瞧得起自己，这样热心，仍然让欣竺很感动。
(梨树文学http://www.lishu12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