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忽地过了四年，欣竺把《三字经》和那些方块字都念完了，觉得大妈、妈妈、大嫂的说话都不一样，还有书上的、口头的，“小老鼠”、“黄莺儿”、“人之初”也不一样，都很自然。（
隐世小姐的网游奇缘）她们说的话、唱的曲他都懂，不论音调、用词、造句有什么不同。书上文字写的就不全懂，欣竺想，长大了就会懂的。她们不讲，他也不问，只当做都是说话。
过年的一天，这时三哥靳德林中学毕业，天天留在家里了。他上的是省立第一中学，是全省最高学府，好比从前中了举人，还有人送来木版印刷的“捷报”贴在门口。全国的大学，除外国人办的不算，只有戊戌变法时寿州孙状元负责办的一所“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三哥念完了中学，成绩优秀，是家中的新派人物，一心想着继续到北平读大学。
有一天，大嫂在午饭桌上向全家宣布：“三弟回来，从今以后，我要让贤了，四弟归三弟教了。”
第二天，欣竺就被三哥带到他的房间里。室内情况和大嫂的大不相同，有一台小风琴和一对哑铃，欣竺摸着什么都感到好奇。桌上放的书也是洋装的。有些书是英文的。有一本《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欣竺认识书面上的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欣竺正在惊奇和兴奋中，三哥叫他坐到桌边，说以后陪他念书，给欣竺面前摊开了一本书。又说：“你念完了《三字经》，照说应当接下去念《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也就是三、百、千、千。那些书你以后可以自己念，现在跟我念这一本。”
这是第一代的中国“国文教科书”吧？比开头是“人、手、足、刀、尺”的教科书还早一代。大概是戊戌变法以后，维新志士张元济，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和主持人之一，发起编订由“商务”出版的。
这书的开头第一课便是一篇小文章，当然是文言的，不过很容易，和说话差不多。（
随身副本闯仙界）三哥的教法也很特别，先让欣竺自己看，有哪个字不认识就问他。文章是用圈点断句的，欣竺差不多字字认识。随后三哥一句一句叫他跟着念，他的读法和说话一样。念完了，问他懂得多少。
欣竺初看时凭认得的字知道一点意思，跟着他用说话口气一念，又明白了一些，便说了大意。三哥又问了几个难字难句要他讲，讲不出或是讲得不对，他再讲解、纠正。末了是叫欣竺自己念，念熟了背给他听，这一课便结束了。他自己用功写大字，念英文、古文，欣竺一概不懂，对咿咿呀呀的洋文感到就像大嫂唱的昆曲一样好奇。有时三哥弹风琴，偶尔还唱歌，两手拿着哑铃做体操。
这是欣竺在家里正式上学了。教科书中有两课讲的是喜闻乐见的故事。
一课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文中对话平易而生动。欣竺问三哥：“双方对衔着怎么还有嘴说话，而且说人话？”
三哥解释说：“这是‘寓言’，这是假作动物说人话，对话是作文章的人代拟的。以后读的书中这类话多得很，不可都当真。说的是人，重要的意思，是讲给人听的。”
另一课是“卞庄子刺虎”。“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时再去杀虎，两虎都不能抵抗了，还是第三者得利。意思和那课一样，只是文中老虎没有说人话。
在争斗之中，双方都是相持不下，宁可让第三者得利，彼此同归于尽，也不肯自己让步吃亏便宜对方。让渔翁和卞庄子得利的事不会断绝的。
小老鼠怕猫，黄莺儿唱歌挨打，鹬蚌、两虎相争，宁可让别人得利，这些便是欣竺学读书的“开口奶”。这类故事虽有趣，那教训却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也许还是对思想有伤害而不利于处世的。
过了一年，二哥靳德胜回老家结婚，还带回了大侄儿靳宝家的一个小男孩，算是欣竺的侄孙。（
魔君宠舞）欣竺成了爷爷。家里人说，两个娃娃怎么分别。欣竺便抢着说：“我是老的。”于是欣竺便成了叔祖父，自称老了，别人也就叫他“老疙瘩”，一直到他上小学才改为“小老四”，因为欣竺有三个哥哥，另有三个姐姐不算。
二哥靳德胜是个高度的近视，他回来结婚后就一直住在寿州家，没有再回河南。大哥靳德功不知道托了什么人情关系，把一心想要到北平念北京大学的三哥靳德林弄到河南，顶了二哥武备学堂教员的缺。
三哥这一去，只在大哥去世时回过这个寿州老家，不知道他后来到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后来音信全无，二哥托人打听也一直没有下文。
欣竺在安徽寿州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彻底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支撑家庭，他16岁至18岁，托人介绍，在家乡教小学，养活自己和母亲。
欣竺开始教书是教乡下小学。一间大殿是唯一的教室，初小四个年级全在里面上课。这要用所谓复式教学法，轮流上课，不上课的学生做作业，一个小时要教几门课。欣竺在教课前由校长指点并代为计划安排，随后就去上课。
欣竺还没满十七岁，比高班学生大不了多少。好在农村孩子比较老实，不和老师捣乱，只是不安心做作业，在座位上有种种小活动。一个照顾不周，就可能出现打闹。欣竺没有表，心里不断计算时间，非常紧张，好歹把一堂课勉强照计划教下来了。下课后，校长笑嘻嘻对他说：“可以，以后就这样教。”
欣竺才知道，实际上是考了一次怎么当教师。这是他从家庭到社会的第一课，过了从小学学生到小学教师的第一道关。
1930年，欣竺决定到北平求学。
寿州水家湖镇就通有火车，到了水家湖顺津浦铁路一路就可以到北平。在火车上欣竺和对面座位上的水家湖到北平去学英文、舞蹈，并准备考北京大学的同年龄的范川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相见恨晚。（
杨州书团）范川先前已经到过北平，并且在北大附近的“学子村”租了房子居住，这次是回家办事情。北平的房子也没有退，既然大家是老乡，同龄又谈得来，何况都没有什么钱，于是范川就邀请欣竺住到他的出租屋，一个人是住，两个人也是住，也不要欣竺分摊房租，只是有个人作伴，也不嫌孤单一些。
1930年秋天，18岁的欣竺来到当时的“故都”北平。那时的北平一派古老萧条的气象。许多的精英青年来到这座故都，都是冲着北京大学来的。所以在北大附近就有了学生聚居的“学子村”，欣竺就借住在同乡范川租住的出租屋里。
范川天天跳跳蹦蹦哼着歌曲去学英文和音乐，还准备考大学。欣竺一人到附近溜达，忽然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便走了进去。入门领一块出入证小木牌，不需要出示证件，不办任何手续。进门是一处四合院，正面是阅览室。交出入证便可以换得所借图书。还书时取回木牌，出门交还。无牌不能出门。
馆中书不多，但也足够欣竺看的了。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书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
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欣竺几乎天天都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阅读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只能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座图书馆，欣竺真不知道怎么能打开那真是有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北方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
随后在北海旁边文津街修起了规模更大的“北平图书馆”。堂皇的建筑，丰富的藏书，平民化的服务，这里成了欣竺的第二家庭，介绍给他世界上数不清的良师益友。这些师友有求必应，不摆任何架子。只有欣竺可以离开他们，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抛弃欣竺。（
风骚重生传）
在这里读书的情况和古旧狭小的头发胡同图书馆一样，只不过阅览室更大，需要先用出入证换座位牌，再用来借书。书到了，馆员将书送到座位上，换去座位牌。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去借书台取书。更方便的是室内有许多开放式书架，摆着中外参考书和常用丛书，自由取阅，不必办手续。甚至有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学丛书》50本，和《大英百科全书》，都摆在架上。
只要有空座位，欣竺便坐在这些书前面，随手一本本翻阅。借书人不多，取阅时间不长，身旁有参考书可看，不必呆坐干等候，厅内光线充足，北海旁空气新鲜。对于嗜书如命，有书读就有了一切的“书痴”靳欣竺来说，这里就是“凉风习习”的人间天堂，“此乐何极，其喜洋洋者矣！”
这一段北漂读书的快乐时光，都是由家中寄钱给他。一直到1933年他大哥靳德功突然去世，欣竺艰难困苦地回到家，见到老母忍不住伏在她膝上哭了一场，这是他自10岁以后唯一的一次大哭。
那次哭过不久，欣竺又第二次离家北上北平，举目无亲，之后飘零各地，无论再遇见什么事都不会再哭了，要哭也没有眼泪。
靳欣竺再次到北平追求那天堂般此乐何极的求学生活，却再也难得了。因为可以支撑全家生活费用的大哥倒了。只是每个月不足十元的生活费家庭也无法负担了。
欣竺流落北平，无学无业，只有精神生活过得不错，物质生活困难。仍然住在东城沙滩原北京大学附近范川租住的“学子村”出租房里，他每天徒步走到北海旁边新建成的北平图书馆去看书。看书不必花费一文钱，早餐吃豆浆烧饼，几分钱，中午晚上一顿炸酱面或炒饼之类，都不到一角钱，每月饭费不过六七元。可惜的是，家中这时断了接济，连这最低的生活费也没有来源，手里的钱快要用完，实在是快要到喝西北风的程度了。（
EXO的冷魅血族公主）同住的范川只靠他父亲每月寄来20元，除了免费招待他住房以外，无力相助。其他朋友也差不多。想打工也没处去，没人要。图书馆毕竟是只提供精神食粮不管饿肚子的。
忽然一位东北籍的朋友常大祥来找欣竺，开口便说：“我要同你合伙做一笔生意，你不答应也不行！”
“我没有本钱，也不会做生意，快要饿死了，你还开什么玩笑？”欣竺老老实实地回答，尽管心里有点生气常大祥来开这种玩笑。
“绝不是开玩笑，是正经话，你的头脑就是本钱。听我说，我们的东北老家丢了，张少帅不能不管我们这些流亡的老乡。有几个人办了一份杂志，找少帅出钱，算是救济我们，也让他少挨几句骂，这刊物办得还不错。我有个朋友是这杂志的编辑，找到我，出了一个题目，说是主编迫切需要这篇稿子。他来找我约人写稿，题目是《世界经济和‘九一八’》。主编认为要赶在别的刊物前面发表这类文章，只是找不到人写。大学的专家教授不肯写，也不一定会写，要写也不给我们这流亡杂志。可是这杂志若能刊登这样又有学术又有政治既专门且通俗的论文就可以抬高身价，找少帅要钱也好张嘴一些。”
“可是我们一介白丁，就算笔下写出活龙来，又有谁认可呀？”
“这个不管，只要文章好，有分量，作者有没有名气不要紧，署个笔名让人猜就是了。你不是正需要钱吗？弄一笔稿费可以混几个月。我是法律系学生，讲政治可以，论经济是外行。我可以写头尾的政治部分，主题的世界经济部分你来写。怎么样？为了吃饭，你答应下来吧。只要是快，不能等他找到别人。”
“我也不懂经济，不能无中生有哇。”欣竺说。
“那我不管。你去大图书馆求救兵吧，过几天我来听你回话。”
晚上我对同住的范川一说，他听了快要笑疯了，笑得止不住，急忙往床上一躺，哈哈了半天：“说你写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我都不奇怪，怎么会有人找你写文章论世界经济？那人是不是有神经病？赶你这只鸭子上架呀？哈哈哈！”
“你这样看不起我，我倒要写给你看看。”欣竺一天内再一次生气了。
第二天欣竺照例又去北平图书馆，直奔杂志室。先找到要稿子的东北杂志看过是什么样子，心中有了底。然后再去翻新的中文外文综合性刊物，又借查当年的旧刊物，不用一天我就找到了。
果然那位主编有眼光。中国杂志上除介绍经济恐慌的以外还不见这类文章，外国杂志上已经有了，也不多。尽管不是这样的“截搭题”，不提“九一八”，可是关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两年来已有了几篇。新的文章已经提到了德国的希特勒趁机给“纳粹”捞到一笔政治资本，准备上台。统计数字和图表都有，而且好像并不难懂。
于是欣竺就一篇篇排起次序读了下去，随读随做笔记，抄下可用的资料，仔细想文中讲的理论和事实，借助图表数字资料，重新立意构思，不到一星期就开笔写草稿。
一星期不到，东北常大祥来了，一见欣竺手中的一叠笔记和草稿，大大开心。同住的老乡范川也把大拇指一竖，说：“真有你的！我认输，向你道歉，致敬。我真心服你了。”
“免礼！免礼！惭愧得很。我不过是当了一回小偷，抄袭人家的。把人家的房梁、屋瓦、墙砖拆来盖我家房子，何足道哉！”欣竺嘴里这样说，心里是高兴的，不过不踏实。
“这样的文，杂志会要么？”欣竺问常大祥。
“十有八九。我马上去要他开订单。想不到你能这样快。他找不到别人，就得用我们的。他要是不用，我要他赔偿损失。我们不能白干。”
“什么损失？不过是坐着不动抄资料编排成文章的功夫罢了。”欣竺说。
又一个星期，欣竺和常大祥两人把文章拼凑出来了。从维也纳银行倒闭引起纽约股市风潮说起，讲到欧洲政治变化，再从欧洲“纳粹”的危险行动讲到亚洲日本的趁火打劫，还特别着重指出，中国的吃大亏在于不理解世界经济动向，不重视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密切关系，所以必须加强对国人这种新知识的宣传，顺带暗中吹嘘了本刊的远见。文中的理论和资料都是人家的，只有文章是自己重新架构，特别是说了“九一八”。
常大祥拿去稿子，过了一个星期还不见下文。欣竺毕竟惦记着，一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二是这关系到自己断炊的严重问题，没考察当年孔子缺粮最后是如何解决的？这下子如果白忙了一阵子，下个月就要没饭钱了。同屋的范川又开口嘲笑，却又有些不忍心，欣竺看得出范川的古怪神情。
终于常大祥来了。一见面就掏出几张钞票，一共30元，数给欣竺20元，自己留下10元。
“真倒霉！文章卖掉了，稿费也预支来了。据说主编很欣赏，那朋友算是立了一功。为了赶时间，把刚发出的下期稿子换下来一篇。那篇只有6000字，于是把我们的将近一万字的删成6000字，主要说是统计数字和图表太多，删去不要紧。他们特别把两块钱一千字的稿费提高到三块钱一千字。我不答应，说一定得照原来一万字给稿费，还得比千字3元更高。那位朋友说，我们都没有专家、教授头衔，无论如何不能拿到4元5元一千字，3元已是特别照顾了。好讲歹讲磨嘴皮子，拿了他30元，多少还有救济我这个流亡同乡学生的意思。本来可以都给你，不料我忽有急用，只好拿下三分之一。
欣竺接过20元枪手辛苦费，打趣说：“怎么？你没说文章的背后有好几位洋专家，说不定还是中国教授的老师呢。10块钱一千字也不多，反正有少帅出钱。”
“得了，偷袭成功就不错了，还想夸口露陷吗？恭喜你，又有两三个月不愁吃饭了。”
或许人在二十多岁时，先天的运气总能吸收到星际的好运气罢，欣竺靠着这拆别人东墙补自家西墙，拿到一千字两元的稿费度过了一次难关。他享受着当时中国唯一一所大学的免费图书馆，还与一群因种种原因读不了大学的年轻“北大迷”一起，到当时还设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旁听，学习英文、法文、德文和世界语。
1932年冬，靳欣竺又因经济上难以为继而离开北平，前往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但1933年，他又带着挣到手的一点点微薄薪水回到北京大学做起课堂上的“无票乘客”。
由于他这个“书痴”埋头读书的同时，也经常写一些诗歌、小说、散文等小文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虽然得不到多少稿费，却逐渐地在“学子村”朋友圈子了有了一点自己的名气，1935年，辗辗转转有朋友把他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协助管理图书，每月工资40元，这下可是“糠萝跳到米萝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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