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如何的改革，收买官僚阶层，尤其是大官僚，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哑医）无论林杨如何憎恨这些人，他们都是需要收买的，不然简单的用法制或者暴力手段，让他们下台，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会再度兴起“造反”这一极端的社会思潮，这样之前的法制努力就白费了。
在林杨原先的那个时空中，国营资产的大规模外流或者私有化，便是由官员们主导的，如何解决？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包括苏联解体后，15原苏联共和国，以及开始改革开放进入市场化的蒙古、越南以及华国在内，都出现了国营资产私有化的过程。
当然，华国可以相当自豪的说，比起它原先的那些小伙伴们，我们是做的做好的，国民经济的命脉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诸如俄罗斯等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寡头经济，国民经济过度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既然国营企业不可避免的要出现私有化，尤其是其中手段高明，关系网络复杂，很难真的在全国追查下去，尤其是以轻工业为主的国营工厂。（
绝宠鬼医毒妃）那么林杨又何必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不过国营资产也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就交出去，林杨首先做的就是在上海建立华国第一个证券交易市场，将南方的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然后交给证劵交易市场上。
金融业、重工业，国有资产占股份的50%，由南方局下属的社保厅全权负责，分红由社保厅存入社保基金；同时政府（南方局）将获得10%的黄金股，这只股份所有权也在社保厅，但是分红权归属南方局教育厅，但是对于重大的企业决策有一票否决权（学习自韩国）；企业职工获得20%的股份，这个股份所有权归属由社保厅，但是分红权归属企业职工，根据职工在企业的工龄以及职务综合系数，来对每个人分红；另外20%按照市价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发行股票，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轻工业、农业，国有资产占股份的40%，由南方局下属的社保厅全权负责，分红由社保厅存入社保基金企业职工获得30%的股份，这个股份所有权归属由社保厅，但是分红权归属企业职工，根据职工在企业的工龄以及职务综合系数，来对每个人分红；另外30%按照市价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发行股票，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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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上海证劵交易所发行的股票中，会按照南方局下属的那些要被退休的大干部们获得一部分股票，按照干部参加革命的时间以及行政级别给予不同数量的股票。
干部们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股票，数千只股票随便让他们挑，但是股票金额都是按照干部的级别和工龄来算的。
包括那些要被退休的师以上军官都是一样，所以虽然一个上将也不过才拿到4万块的退伍费，但是真的数字怎么可能会很低？杯酒释兵权难道还真的会少到那种程度？
只能说被陈雨明打死的人都是白死的，既然是抗命，那么肯定是没有他们家的份了。
在1970年1月1号，元旦这天早晨，经过半年时间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始营业，而大楼门前早早就排起了长达三公里长队，就是等着能够尽快买到股票，可想而知，在当天，这些股票就立马涨停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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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遣送到海南居住的军官们在元旦这天就拿到一打一打的股票，他们迅速成了华国最先富裕起来的人，瞬间就成了华国建国后第二批百万富翁。（第一批当然是跟着林杨在南洋发战争财的人）
这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欢盛宴中，自然不乏林杨的人，毕竟他们才是林杨的权利的最重要基础。按照林杨制定的华国新法律，作为政府人员，包括军人在内，是不能持有大量的私人股票的，不然就跟前面所说，钱权交易必然带来巨大的腐败。
而且无限责任制也让官员们的任何亲人参与其中，都将负有巨大的法律责任。
但是，无限责任制是有一个很大漏洞的，就是所谓的三代以内直系血亲，其实是不包括自己的女儿的，所以像杨江的女儿，还不到两岁就在这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中，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千万富婆，成了全华国最有钱的女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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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还没有女儿的人，他们就只好向自己的亲戚过继个女儿过来，这到成了华国千百年来一次奇观，达官贵人们第一次过继女儿的。
林杨之所以要将这么多优质的股票免费的送给他们，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用钱换他们手中的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林杨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算那些国企还在国家手中，也一定会被这些官员掏空，然后就跟那个时空中一样。而且给了他们，他们自然会为了自己的财产的保值增值而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用自己的能量，让这些国企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而不是破产，被私人收购。
这回交出去的股份制改革的企业还没有后世最赚钱的几个企业，比如说银行，毕竟银行都是北京的控制下，至于后世很牛逼的华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还都没有挂牌成立呢，只有农村合作信用社，各个省合并之后，组成的话国农村信用银行，以及南方局出资建设的华国南方银行，至于琉球银行那是林杨自己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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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两桶油那基本上都在北方，跟林杨没多大关系。
最多还是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毕竟南方的农业经济作物生产比北方强。大型的国有重工业也不多，比如钢铁厂就是重庆钢铁厂，武汉钢铁厂，另外就是马鞍山钢铁厂这些。
而在林杨那个时空，轻工业领域国营企业全军覆灭，包括药厂这类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也基本上没剩几家了。所以交出去更加有利于国家的能够保存这些国营企业，虽然挣的不多，但是4成的红利还是要有的，拿出去的不过是1成的股票给大官们，这笔买卖，怎么看都是划算的。
而且这是一种治疗国企病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国企病中最大的毛病就当属权责不明。
现代经济学里大家都知道，产权界定是第一等大事，只有先把产权界定了，才能激励产权所有者认真经营企业。国企效率低下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产权所有者是一个很抽象的“全民”，不管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名义上的产权代理人（国资委），实际上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经营好企业，因为企业经营好了，获利最大的是“人民”。即使经营者们能够因此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仍会觉得这笔奖金相对于他们的贡献来说太微不足道，于是就有很多的褚时健们在位时或者临退休前出于不平衡心理产生捞一把就走的想法。
虽然按照现有的制度，获利最大的社保厅，但是它没有管理权，它和其他市场上人的股东们共同管理以及监督国企，而政府从中走出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更多的让社会来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让市场来对国有企业的运行、管理和运作进行监管，让国有企业不再围着政府转，而是围着市场转、围着社会舆论与公众转。
国企病还有等级森严，实行不严格的世袭制。
首先表现为身份差别，正式工是国家的人，是企业的主人，是有保障的，理所当然地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合同工就没有这些了，他们始终都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其次表现为同工不同酬，即使是同样的工作，正式工和合同工的所得有天壤之别。这和他们的能力并无多大关系，只和身份相关。
国企正式职员里头，也有编制的不同：有干部编制，有工人编制，不同编制的待遇和以后晋升的机遇当然有很大差别。干部编制里分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员，管理人员年薪可高至几十万甚至上千万，普通职员每月拿个几千过着小康生活；工人编制拿个一两千也就心满意足了。
世袭制居然延伸到现代国企里来了，最明显的是以前很常见的“顶职”制度，老子退休了，儿子就顶他的职。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干部的儿子继续当干部，工人的儿子继续当工人，但由于他们手头掌握的资源不同，下一辈基本上很难逃脱这种世袭的命运。（前段时间还有大庆石油工人围堵公司总部要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不就是典型的要世袭？）
国企病还有吃大锅饭，铺张浪费。
咱们的国企，里面真能干事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都在那里耗着，虽然从事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经营，但靠着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心安理得地过着安稳日子。赚了点钱，就给自己猛加工资，毫不含糊；亏损了，就厚着脸皮向政府要补贴，或者上市圈钱，该讲的排场一点都不能差。反正谁也不会心疼公家的钱。
原先的工厂企业的党委书记现在已经没有管理企业的资格，只有领导工厂企业工会的权利，工人在工会的支持下，已经有了对企业的管理资格，再加上股份制改革，自然会更加卖力的工作，提高企业的效率。
毕竟他们的收入与企业的效益是挂钩的，而且他们想要提高效率，最快的方式莫过于减员增效。
而退休的工人也由社保厅保障，进一步降低了工厂企业的负担，让它们轻装上阵，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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