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引信还真来了，点燃火药桶的是苏威。
苏威是隋初四贵（高颎、虞庆则、杨雄和苏威）之一，搞财政有一套，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官员，深受杨坚喜爱。但这人有个小毛病，特喜欢“立牌坊”，动不动便干些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事儿。这性格如果生在一位普通人身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多把自己折腾完蛋了，但此时苏威身居右仆射之高位，这性格就有点问题了。有如此性格之人，追求形式大于内容，如想让他们稍做变通，如同要了他们的小命，那是万万不可的。
就是这样一位固执得如同花岗岩一般的苏威，在开皇十年（590）初，被杨坚派往江南地区宣传五教、推行北方早已实行的户籍制度去了，并特别授予他钦差大臣的权力，可以便宜行事。
苏威要推行的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这两件事早在开皇五年（585）已在北方地区实施过，查出不少“黑户”和年龄虚报大或虚报小之人，增加了国家税收，对增强国力大有帮助，也是杨坚颇为得意之举。
这样的好办法，当然要在江南地区推行。在杨坚看来，苏威是数一数二的人才，派他到江南，再合适不过，也充分表明了治理好江南地区的强烈愿望。
但苏威到了江南后却严重地“水土不服”了，在北方时玩得特顺手的招数，在江南却遇到了空前的阻力，特别是在推行“输籍定样”时。
“输籍定样”以均田法为支撑，老百姓参加户籍登记后，拥有土地数不足规定数目的，可获得国家划拨的永业田，相当于自留地，同时还可以租种国家的田地，向国家交租；超过规定数目的，则要被朝廷收回一部分统一调配。
这个办法在北方可行，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那是因为北方地区在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消停过，战事不断，人口锐减，出现了大批无主荒地，人少地多，所以可以均田。
但在江南地区却行不通，与北方地区恰恰相反，江南却是人多地少。江南自东晋南渡以后，历经宋齐梁陈四朝，政权交接相对比较顺利，政局较为稳定，战争较少、规模也不大，对经济的破坏力较弱，此时南方经济水平已经开始超越北方，土地开发较为到位，无主地几乎没有。东晋以后，北方豪族又大批南迁，为了安置他们，又重组了侨郡、侨县等，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江南地区土地供给本就十分紧张，如今苏威又在这里推行“输籍定样”，朝廷需要支配大量的土地，如此一来，许多有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本是好制度的“输籍定样”，变成了与民争利之举，自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可苏威却听不得反对的声音。杨坚曾经评价他是“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事事如他的意还好，不如他的意，他就很容易来蛮劲。如今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苏威更加来劲了，哪里敢有反抗，哪里就有更加强硬的压迫，非要不折不扣地把这制度推行下去不可。
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更加强硬的压迫，哪里就要造反了。本来就因杨坚的治理江南三举措，对朝廷心怀不满，如今这日子越发没法儿过了，江南老百姓心里有想法了。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自然少不了野心家的身影。
有人适时传出，中央派来的官员逼迫老百姓背诵五教甚为严格，不管是何人，即使是话已说不利索的老朽，都必须能够背诵，否则严惩不贷；甚至有多个地方传出，就因为背诵五教这么点事儿，竟然闹出多起人命案。看来，朝廷真没把江东子弟当成自己人啊。
接着，就在江南老百姓对苏威、甚至对朝廷的不满逐渐增加之际，又传来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说朝廷要把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全部迁到关内（函谷关以西），而这富庶的江南却要留给南下的一小撮北方人了。这消息对江南老百姓的冲击力极大，大家对这一传闻也深信不疑，因为统一战争结束后不久，杨坚确实干过类似的事情，他把江南士族尽数迁到了关内（函谷关以西）。
可是，苏威仍不反思自己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不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却依然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相对比较细腻的江南老百姓。
就这样，性子相对较为平和的江南人，在苏威粗暴的管理和野心家的教唆下，于开皇十年（590）底，遍地开花般地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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