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割水稻的大忙季节，每年一度的大学生招生开始了。
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已经搞了四年，自从两年前张铁生交白卷的事后，原本“推荐＋考试”的模式就变成只有推荐了。
知青对这种变化持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
很多没有被推荐机会的知青认为应该考试，有的人本身就不是读书的料，硬推荐他们去读书，三年后出来也是废人一个。再说现在能被推荐去上大学的知青，要么本身是队长、团支书……大小是个当“官“的；要么其老子是个当官的，推荐已经成了干部私下交易和走后门的代名词。
而一些有被推荐机会的知青反对考试，认为假如要考试，那些全心全意扑在集体生产上的知青实在是太吃亏了。以后大家都可以不顾农忙，关进小屋里实习数理化去。甚至回上海呆在家里复习，每年只要等到考试时回生产队参加就行了。
其实，知青两种意见的对立，源于国家这种做法本身的矛盾，又要知青劳动好能被推荐，又要知青学习好能考上大学。能面面俱到的知青毕竟凤毛麟角，大部分知青真的是左右为难怎么干都不是了。
晚上，大队召开各队队长会议，先是汇总各队收割进度，再讨论康拜因收割机的安排，郭书记又用很长时间讲了最近上级布置的批宋江投降主义的要求。
这些天，队长们起早摸黑干活，都很累，一开始围绕生产的话题大家还有点精神，后来就都迷迷糊糊的，快睡着了。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郭书记谈到大学招生名额：“一个是复旦大学，另三个是省里的中专。大家先提个名看看。”
夜已深，负责生产的邵大队长有点不耐烦：“不用讨论了，正好四个名额，四个生产队一个队拿一个名额自己回去搞推荐然后报到大队就得了。”
四个生产队长中，只有我一个是知青，对此事比较上心，说：“把复旦的名额给我们队吧。”
那三位队长睁开迷迷糊糊的眼，都漫不经心地应道：“行，一队的上海知青是不错，把上海的名额给一队吧。”
开会回来，我对刘金鹏说：“我想推荐你今年上大学去，名额已经下来，是上海复旦。”
刘金鹏从团支书当到会计，又是水稻技术员，还经常给队里夜校讲个课什么的，是个爱学习的人，我以为他听了这消息会很高兴。
没想到他沉默了好久，竟然对我说：“让别人去吧，你刚回来当队长，我陪你一年。”
我听他说要陪我一年，很有点感动，但上学涉及到人的一生命运，可不能感情用事。我说：“机会难得，能走就走
吧，我走的路跟你不一样，真的不用你陪。”
刘金鹏说：“我不会陪你在农村一辈子，但陪你一年总是可以的。我已经决定了，上学的事明年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昊宇：“刘金鹏今年放弃被推荐上大学，你去吧。”
昊宇回答我：“我也不去。”
“为什么？”我连着问了好几声。
昊宇没有回答为什么，他的脾气有点固执，再说也没用。
由于他俩的放弃，队委会没有提出过硬的推荐候选人，就把招生的名额放到社员大会上，由社员直接投票，最后推荐了一名当出纳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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