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雄涛走了。
终于来了个招工的机会，县粮库的，没有像大庆那样对家庭政治审查严格。
我问王雄涛：“去不去？”
王雄涛说：“我憋了大半年，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不管什么单位，我都去！”
队委会讨论时也很爽快，顺利通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当初没同意工作队把王雄涛调到大队机耕队的建议，就是想为他招工留一个机会。
尽管王雄涛走得义无反顾，干脆利落，但临行时看到我还是红了眼圈，说了一句：“真有点舍不得这么多知青，你自己保重。”
与此同时，知青点还走了一个人：周文军。
她在生产队时，也很少有人会谈论她；她走后，更是被人遗忘了。
周文军的父亲早年因“反革命罪”被政府判刑，其母离婚后改嫁到山西一山沟里的煤矿，扔下四个女儿在上海。
周文军是家中老大，不知道她们那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反正家境穷困异常。
对她来说，上山下乡的生活和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一直是社会主流的边缘人。
没有人和她说话，她唯一能面对面的，就是炕头铺前那个小镜子里的自己。有时呆呆地想起什么事来，她会独自露出笑意。
就因为这，女知青中好多人觉得她很怪异，害怕地躲得远远的。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轮到她时，她竟然还沉浸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两眼呆呆地看着前方。
前方是肖明在砧板上切萝卜，以为周文军是盯着自己看，凶了一句：“看什么看！”拿起菜刀狠狠地砍进椴木的砧板，有一寸之深。这一下把周文军惊醒，吓得瑟瑟发抖。
从此以后，知青点的任何人她都不敢正眼相看。
1975年春节，她到母亲所在的山西煤矿去了一趟，决定转点到那个山沟里去，好歹也算同母亲在一起，能有个说话的人了。
6月，周文军回生产队来办户口。
会计刘金鹏帮她算了一下，她欠生产队47元，但如果把已经分给她的口粮卖了，还有余钱。
周文军不想在生产队再多待一天，打好了简单的行李，着急回山西。
那天早上，我安排车老板拉着她的粮食和她本人一起去县城，叮嘱车老板：“卖了粮，47元带回来还到队里的账上，余钱给她拿了去山西。”
她独自一人坐在装了几袋口
粮的马车上走了。
没有其他人相送，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背上，颜色发黄，如同夕阳的惨淡。
目送周文军走后，我去公社参加地区农科所举办的一个科学种田的学习班，同去参加培训的还有科研组长王晓晗。
1975年，小平上台后，提出整治和科学，农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种田培训。
比如土壤要搞三改：改浅翻为深翻，改春翻为秋翻，改春耙为秋耙。目的是为了保墒提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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