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想起来，我胆子太大了。
生产队派我去嫩江买一台扬场机，我竟然把1200元现金带在身上就出发了。
那时厂里工人一个月才36元工资，你想想看，相当于他们三年的工资呢！
要让歹徒知道了，非招来横祸不行，不把你打死，也会整你个半死。
我把钱放在棉裤的后插袋里，再罩上一条单裤。在黑河晚上睡觉时，就把棉裤放在脑袋下枕着。
第二天一早出发，下午2点到了嫩江。
在嫩江农机供应站，看到了扬场机，却少配件，等配齐了，人家也要下班了。
我不想再等到明天，因为正在打粮季节，队里等着用。我赶紧交完钱，去联运站找车。
这是个我并不认识的司机。我们装完车，已经是夜里7点多钟，供应站的大门已经锁上，警卫说没有出门证不让我们走。
我缠住警卫让他给领导打电话。这才来了个主任，大开“恩门”。
来回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对不起司机的，就请他去饭店，想犒劳他一下。
但司机不肯去。我以为他在恼火，就给他一个暗示：条件好说。
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虽然给这个暗示时我也很不自在，但为了生产队早一天完成征购粮任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沉默了几分钟，很尴尬。我不知道他会开什么条件，毕竟生产队并不富裕。
“你是不是**员？”他问。
见我不回答，他告诉我：“我是个**员，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目的在于支援农业，不在于个人的私利。”
天很黑了，他看不出我脸上的红晕。
我们回联运站，一人吃了两个馒头和一碗汤。
吃饭出来，正巧碰到师范的同学，他家就在嫩江县城，硬拽我去他家坐一坐。
他那个顶多是科级领导的父亲和我聊天，向我夸口说：“要不是我被冲击的事，我儿子早就入党了。”
见我淡然一笑，他又吹嘘起自己的经历。可是在我的眼里，这些经历并不出众。
正当他喋喋不休时，一个邻居进门来求他办一件私事。他当场轻飘起来，为了在我面前露一手，竟像办公一样，亲手动笔给那个邻居写了一张纸条儿。那邻居接过纸条，连连作揖后走了。
我依然淡淡地笑着，让其捕捉到了我眼神里的不屑。
我累了，想早点回旅馆休息。临走时，他又站在门口特意给我讲了一个老掉牙的秀才故事：
从前，有个迂腐的秀才问和尚：“秃”字怎么写？和尚生气地说：秀才
的“秀”翘尾巴。
东北人骂人是不说粗话的，细想一下，就知道他是在说我的傲慢。
我看在他是同学父亲的份上，依然淡淡地笑着说：“秀才翘的仅仅是尾巴，和尚秃的可是脑袋，有一句话叫作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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