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参加了第一次队委会。
一年多之前，我就是队委，回来叫我参加队委会也属自然。
队长王雄涛又在会上提名让我担任政治队长，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当时队长是一把手，另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车马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副手。作为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前景规划和夜校的工作，还是比较超脱的。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的队委会成员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除了队长王雄涛、政治队长我、妇女队长张春芳是上海知青外，团支部书记刘金鹏也是上海知青，原来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担任会计，刚被推荐上了大学，会计就由刘金鹏临时兼着；老乡在队委中除了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外，还有保管员和贫协主任；知青和老乡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10月中旬，大雪就要来临，队委会的主要议题是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
散会后，保管员李胜俊和我俩单独走，他言语不多，闷闷地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还是不回来好，在我们生产队，谁要是敢说几句公道话，那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了只是一笑，觉得他话中有话，很有意思。
是对我的关心？还是对我的警告？
撅黄豆，一周下来，我已经慢慢适应。
早晨，西北风送我们上工地，风力很大，把我的耳朵吹得辣辣的。云块也随着我们往西边聚集。不一会儿，空中便飘起了细粉一般的雪。
天更冷了，哪怕你弯腰累了，直起身挺一下腰的那么点功夫，也会冷得全身打颤。
中午休息吃饭，发觉水壶里结了一层冰花，就着冷馒头，吃得心窝里就像塞进了冰块。
午饭后，老乡走了一半，回家睡热炕头去了。
农村自从搞定额管理后，干多少算多少工分，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
我脱下棉袄，跳着活动了几下身子，又干了起来。天越冷我干得越欢，要不是镰刀断了，今天能干两个定额。
人出汗了，天也放晴了。
下班时，西边的太阳连着山尖那半部被拉得尖尖的，红得像火一样；太阳的上半部却圆圆的，黄黄的。看上去真像一只倒置的成熟蜜桃。
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我感到一天劳动后的轻松。
回到知青点，
看到肖明正在抹墙，我拿了把铁锹帮他和泥。
每年过冬前，东北都会用稀泥把外墙的缝抹平，再把窗户外的缝也全部贴上纸条，这样屋子不透风又保暖。
俩人边干活边唠喀。
他说起自己分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已经入团当了干部，自己有点自卑，说：“我就当个农民吧，别看没出息，每顿五个馒头！”
嘿嘿地笑了一下，他又叹息到：“哪个当领导的真正关心过自己？重视过自己？”
他觉得知青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单纯天真了，人心思走，相互间变得有些冷淡麻木。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奔放，开始看破红尘，封闭自己。甚至对别人的帮助也抱着戒心，怕成为别人的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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