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8日，我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红回南方老家转点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雄涛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晗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雄涛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来呢？”
王雄涛今年初当了生产队队长，领导的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晗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并且成了生产队的劳动主力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但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
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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