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苏联的“中国知青电台”反复地播放《南京知青之歌》，然后，知青又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遍了黑龙江边境上的所有知青点。
歌词共有6段，不知道原创歌词是否有这么多？口口相传中，也许加出了好多内容。其中有两段很伤感：
“偏远的山村，是多么的凄凉，
我坐在煤油灯下苦苦地想着我的爹娘。
孩子想爹娘，爹娘想孩子，
伤心的热泪像小河的水轻轻地往下淌。
想起了前途，我迎空长叹，
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
难道我的前途，就这样埋葬在异乡？
何时何日才能回到我的家乡。”
那缓慢、失落、悲怆的调子，让很多知青感到陌生、震撼和异样。
因为是“苏修”电台播放的，知青只是私下里相传，没人敢公开唱。好在黑龙江天地广阔，到了没人的地方，有人就大声地唱出来发泄一下。
夏天农忙，我们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
早上三点，我去苞米地拔穗，天很冷，露水浸湿了全身，水从大腿一直流到鞋里。早饭还没吃，肚里又饿，7点收了早工，一路上踩着灌满了露水的双鞋，一步一声“咯叽”地走在回青年点的公路上。
路上碰到了解放军工作组，他们要撤了，在临走前要找我谈一次话。
好的我不说了，批评我的内容是这样：“行动迟纯，不迅速，不干脆。性格像个老绵羊，不朝气，不敢闯。”
我真的变了？好像已经不再是父母口中唠叨的“鲁莽和粗心”之人了。
我多少还有点为此高兴，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事实证明，性格是会发生变化的。
当然，这种变化是要在
一定的条件下。我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想起了造反派当着我们孩子的面，抽打父母；想起他们被“隔离审查”同一天从家中被抓走；想起了居委支部书记，一个平时看到我父母点头哈腰的女人，用手指着从八岁到十五岁的我和弟妹们，凶狠地说：“以后不准乱说乱动！”；想起了我带弟弟到父亲单位里要生活补助费，被一个又黑又粗的女人赶出大门……
在面对历史而无可奈何时，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宿舍里没人，我大哭。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从来不哭的，今天怎么了？
难道是《南京知青之歌》的曲调和歌词触动了我心中的软肋吗？
高朗进来，有点诧异地看着我：“你不舒服了？”
我说：“没事。”
真的没事了，心里觉得痛快了好多。
我想通了，父亲那句“回归农民”的话，早就在点拨我，下乡要经受的不是辉煌，而是要像农民一样平实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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