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目张胆地造假让李俊提心吊胆，他以前知道山高皇帝远，一些偏远的州县大肆弄虚作假，在大梁末期并不鲜见，这里是京畿地区，修筑的可是御敌的工事啊（虽然战事很快就停歇议和）。
李俊越想越怕，加上一向谨小慎微，趁着上司来巡视的机会，在其回帝都的车上，向上司建议增修八百三十五丈长墙，外挖壕沟，将三个坞堡连接起来。毕竟，原来的塘州州境防务筹划中要分批修筑墙壕崖柞叠水石梯垒木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丈，计一百一十一里三十步。李俊的提议不过是先修少许而已，数月即可完工。
上司来此是缘于他题的字已经镌刻成匾额，嵌于坞堡城门上。四个硕大的行楷——“索控东南”，在一阵爆竹声中，红布落下，显露出来，落款：“大梁嘉佑十七载九月吉旦，工部郎中左给事中鄢川陈棐。” 众人少不得讲几句 “沉雄顿挫”、“ 笔力遒劲”、“ 别具一格”之类，奉承不绝。
上司兴奋之余，当场题诗一首，“官道接塘州，难行是此途。井陉愁马蹶，九月高草枯。明日还帝都，路坦似街衢。扶摇一径去，云暮千里途。”当下即有人建议把这首无聊的应景诗刻了碑，也嵌在门洞里。李俊对于诗词歌赋不感兴趣，跟在众人后面装模作样观赏了一把，一本正经地接下了这个活。
挂一个小小的匾折腾了两个多时辰，上司急着回帝都，被李俊拦下，脸色十分不耐，毫不客气地将李俊驳回。他像是看到了个怪物，想不通李家世居帝都为官，怎么如此不晓事，钱，是要用在刀刃上的！也就是说李俊要把职守下的“杠梁、道途、亭馆、观游，皆修葺毕。”便于兵部的人来验收坞堡，什么壕沟，全是无用。上峰语重心长地告诫李俊，这些“是虽小者，足以见公是否之敏于政”， 这就是刀刃，做好了才是进身之道。
他推开车窗指着向坞堡搬运砖石的农夫，“这些凡夫的命就是人背、肩扛、筐挑，扛抬几十斤，每天背负砖石到坞堡，走上几十遍；我们的命就是看着他们就好，吃喝玩乐，一辈子都不用走到坞堡一次，你我唯一到坞堡的就是那包修碑上咱俩的名字。兵部的人是农夫么？不需要搬动一块砖吧？兵部的人是士卒么？不需要爬上城墙作战吧？”
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让李俊立刻幡然醒悟，“虽不得久于事”，没有独挡一面的经历，但李俊不是傻瓜，“修治” 钱款极有限，李俊仍然能完成任务，非但如此，连同兵部来人要入住驿馆后院的废池圮亭也整修一新，赢得了上峰的称颂，而且并没有因修葺亭馆而“令豪户及富赡者罪犯献助钱物，”大肆“科取于民”，附近两个县的乡绅间开始风传，说李俊是个清官，要是他这样的好人能来任知县该多好，可惜，京畿的上县是轮不到李俊的。
坞堡是给新成立的班军驻守的。如今，朝廷之所以收取赋税，仿佛就是为了让大梁官员个个能贪墨尽肥，例如这次“修筑城墉”，工部尚书、侍郎、郎中等“其渠数十人”，“科克银两，多则巨万，少亦不下数千。”一旦正经事上要用钱，反而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为了缓解财政的困难，根据兵部的计策，塘州州境出现了这个新的兵种。
所谓班军，不过是将附近修筑坞堡、边墙的征夫集中，“分春秋两班，别为一军，春以三月至，八月还；秋以九月至，来岁二月还，工作毋擅役。”让其“毕农而来，先农务遣归”。坞堡是假的，守卫坞堡的士卒也成色不足。连御林军在拓州军面前都是不战而溃，要靠班军为帝都抵挡强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
嘉佑十七年修筑“畿上塞围”，征发三县八千丁男全部充作了班军。为免人力不足，陈棐在《议处塘北武备疏略》中“乞将虞、邙、夏等三县有犯该徙罪人犯，免发驿迭墩台，充为班军、役夫。”
李俊管辖一段 “通共泥水匠六百九十五工，每工工食银八个铜角子，共银币五百五十枚六个铜币。”仅能以米汤果腹。另外，虽说是班军，规定农忙可以归家，实则上峰经常稽留私用，所以班军士卒归家务农之际，往往逾期不归。如此，即判违限罪，被罚修筑坞堡，并规定“以工限为准，不以年限为准，即与释放。”但直到次年，北塘兵事守御工程停歇罢筑，被罚班军依然没有得到释放。
看着朝廷在塘州境外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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