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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9时许，李良开来到万州长途汽车客运站，坐上了开往重庆主城区的班车。（
我们是兄弟）
在候车室排队等着上车时，徐小芳打来电话：“…你到哪儿了？在车站？早上的胃药吃没吃？昨晚又喝酒了吧？叫你少喝点，就是不听…这两天胃痛没痛？我和娃儿们都很好…你自己保重…”
候车室里人声嘈杂，李良开的手机用了三年，外壳磨得面目全非，信号也越来越差。他把手机贴在身边，努力听着妻子断断续续的唠叨，并嗯啊哼哈地回应着。
等到徐小芳那边摞下电话，李良开感觉胃抽搐了一下，熟悉的痛感接踵而至，汗水很快从额头渗露出来，直到上了车，按车票上标明的座位就座，疼痛才逐渐缓解。
李良开坐在紧靠车窗的座位上，稍稍扭头，就能看见窗外流动的风景。
客车很快驶出万州城区上了渝万高速，像离弦的利箭一般，快速朝重庆主城市区飞去。
乘客们陆续沉沉睡去，有的还发出了呼噜声。李良开睡不着，双眼望着不断飞快往后退去的高速公路护栏护网，心思却回到了唐家岩，回到了那条半途而废的村组公路。
唐家岩名副其实，可以说是抬头见山，到处都是山的影子。当然不只是唐家岩，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随处可见岩壁悬崖。于是，也就有一大串带“岩”字的地名：硝洞岩、心脏岩，垮岩、赵家岩、唐家岩、龚家岩……
衣食住行中，山里人最大的困难是出行。（
护花保镖）在没有公路的漫长岁月里，山里人出行只能靠一双脚板。修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让汽车开到家门口，成了几代山里人的梦想。
小时候，每次去月溪场赶场回来，李良开的双脚都要痛好几天。那时他就想：如果将来有本事了，一定给唐家岩修一条公路。
在大山里修公路？谈何容易？！直到1997年，政府才打通了月溪场直通万县城的月万公路，唐家岩及附近的村民才结束了远离公路的苦日子。
但这并不表示唐家岩真就通公路了，只是说唐家岩离公路不再那么遥远。因为月万公路并没有经过梓第村，而是非常夸张、从下到上贯穿了与梓第村只有一梁之隔的贺家村。换句话说，除了空手徒步二十来分钟就能抵达公路这点便利，唐家岩实际上依然与公路无缘。
月万公路通车不久，唐家岩的李氏后人及相邻而居的贺、袁两姓的积极分子找到时任村主任的李良开，请他出面协调政府给予支持，同时发动群众集资，打通从贺家村到梓第村的公路。
因为处于两村的交界处，位于梓第山半山腰的唐家岩离公路最近，只有三公里，唐家岩村民小组张罗修公路的积极性自然最高。他们甚至向李良开提出，就算梓第村其他村民不同意接通公路，就算唐家岩的村民自己出钱，也要把这条公路打通。
李良开动心了，找人进行勘测，并到各村民小组征求了意见。结果让他很失望，全村15个村民小组，都同意集资修公路，但都要求把路修到所在村民小组，都要求能把汽车开到家门口，否则就拒绝出钱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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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李良开找人一算，如果真要把公路修到每个村民小组，全村2000余人，每人至少要出1000元钱。
两百多万的预算一出来，大多数村民表示反对，认为钱太多，拿不出来。李良开和村支书一商量，又拿出第二个方案：公路从唐家岩接入后，顺着梓第山的地形地貌，拦腰从中间位置修一条公路，这样投资减少三分之一，并且全村上下都能相对公平地享受到公路带来的方便。
经过讨论，村干部和各村民小组组长都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但却遭到八成村民的抵制。反对意见相对集中，主要针对唐家岩和李良开：既然可以从唐家岩接入，为什么不能从别的村民小组接入？比如位于梓第山山顶的大鹰嘴的村民就提出，从他们那里接入，再从上往下修，全村人都能受益。其他村民也强调类似理由，都想公路离自个家近些近些再近些，最好能直接把车开到自个家的地坝。
会开了不少次，折腾了小半年，村民们的意见还是不能统一，梓第村统一修公路的计划彻底泡汤。
见这条路走不通，唐家岩的村民又鼓动李良开，让他牵头组织唐家岩的老百姓自己打通那三公里公路。
想到大房与二房的积怨，想到自己身为村主任的特殊身份，李良开没有答应。他既不想在二房后人那里碰钉子，也不愿其他村民骂他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这个骂名，他背不起。
唐家岩的公路梦做不下去了，与唐家岩隔一道山梁、离公路只有两公里远、归贺家村管辖的龚家岩村民小组却勇敢地吹响了自力更生打通公路的号角。
龚家岩的村民小组长叫龚德清，是名党员，很有感召力，是乡亲们的主心骨。（
嫡宠四小姐）别人劝不了的架、解决不了的纠纷，在他面前都是小菜一碟。
正是在他的号召下，龚家岩二十来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男女老少齐上阵，遇山炸山，遇河架桥，硬是靠自身的力量把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遗憾的是，公路还差几百米就要完全打通的时候，龚德清却在指挥施工时跌落山崖，不治身亡。乡亲们把他埋在高高的山岗上，让他可以随时看到他为之付出生命的山间公路，看到不再闭塞的秀美山村，看到日子越过越好的左邻右舍。
龚德清的壮举，龚家岩村民的顽强，让李良开既羞愧又佩服。
龚家岩刚开始修路的时候，李良开一点也不看好：“我们一个村都没办成的事情，他一个村民小组就能办成？等他们把路修好了，我把扯几尺红布搭在他们家的鸡圈门上！”
得知龚德清牺牲的消息，特别是亲眼看到龚家岩的公路最终打通时，李良开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骨气的龚家岩村民没有忘记李良开的讥讽，公路正式通车那天，他们专门派人去请李良开和梓第村其他村干部过来喝酒，结果一个也没来。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李良开哪还有脸面去喝人家的庆功酒啊？
眼看龚家岩凭借一个村民小组的力量就把公路修通了，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公路的梓第村村民不干了，他们要么公开骂李良开等村干部无能，要么在私下里说风凉话，把几个村干部说得一无是处。（
帝尊）
几个村干部也着急，多次想重启修路的计划，无奈村民已对他们失去信任，无论怎么调整方案，在村民那里就是通不过。
2004年，村委会改选时，村民们用选票把李良开等几个村干部选了下来。
随后不久，重庆市搞撤乡并村，梓第村与山下的另外两个村合并，仍然叫梓第村。新官上任三把火，加上国家逐年加大对乡村公路的投入，2007年冬天，梓第村终于有了第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随后几年时间，除唐家岩之外，其他村民小组陆续凭自己的力量把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至此，唐家岩成为方圆几十里唯一不通公路的村民小组。
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李良开自知脱不开干系。
从村主任岗位退下来之后，李良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受风水先生安名山的影响，他对风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买来书自己学习琢磨，还四处查看地形地貌，认定唐家岩李家大院、祖坟和山梁上的那排古柏都是上风上水，都需要好好保护。
见丈夫对风水这说过分着迷，徐小芳提醒他：“你以前是公家的人，现在每月还有补助，你信这个，行吗？”
李良开不以为然：“我又没去给人看风水选坟地，与搞封建迷信两回事。我告诉你，风水可是门科学，好多领导人都信哩。”
出于对保护唐家岩风水的考虑，从村主主任岗位退下来之后，他对修公路一事越来越提不起兴趣，生怕因此动了先人留下来的灵气。
2011年底，在对李良开彻底失望后，唐家岩村民小组推选出新的代表，牵头启动了从龚家岩接通公路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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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良开表面上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暗地里却利用唐家岩李氏家族大房和二房关系缓和、开始走动的有利条件，不停地制造矛盾障碍，最终使得即将大功告成的公路半路夭折，在两村结合部的山梁半腰上留下一个公路不像公路、小路不像小路的怪胎，杂草从生，凌乱不堪，犹如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刺得人两眼生疼。
因为这件事，唐家岩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对李良开有意见。尤其是贺、袁两姓的后人，一说起那条夭折的公路，就骂李良开不是个东西。
2012年秋季某天，李良开从月溪场回山上老家，到车站坐车。不巧车主刚好是唐家岩一姓袁的后生，对李良开满肚子怨气。当着众人的面，他把已经坐上车的李良开请下车，还故意大声说到：“您堂堂一个村干部，连公路不愿修，还坐啥子车哟？对不住了，我这车不拉你，您请便吧。”
这让李良开非常难堪，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但又说不出什么，只好气鼓鼓地下车走开…
7月25日这天上午，在万渝高速公路上，在客车里，无心睡觉的李良开满眼满脑子全是公路，心里也掠过阵阵茫然：难道真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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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重庆平整得很，没想到到处都是坡坡坎坎，到处都是山。这不跟我们老家一样吗？”在重庆龙头寺长途汽车客运站，第一次到重庆的李良开有些失望，忍不住对前来接他的堂侄李善钱抱怨起来。
坐进李善钱亲自开来的福特小轿车，李良开啧啧称赞：“还是咱们善钱厉害，都开上车了。挺贵吧？”
“开三叔，您又取笑我了。”李善钱有些不好意思，“二手车，便宜，才花了四万来块。我一点都不擅长挣钱，只是穷教书的，都白瞎您当初给我取的这名儿。”
“你小子，还是这么油嘴滑舌。”李良开亲热地拍了拍堂侄的肩膀，“让三叔住哪？告诉你，我可不住酒店，免得让你破费。你们城里人家里不是都有客厅嘛，给我一床被子，沙发上睡觉就挺好，软和！”
“开三叔，您这老辈子说啥呢？你侄子混得再不好，也不可能让你睡客厅噻，要睡沙发也得是我这个晚辈来。”李善钱一边开车，一边和李良开打趣，“再说，您真的去住宾馆，并且还是四星级宾馆，博顿美锦酒店，在重庆很有名气，离解放碑和朝天门都很近。那条件，真不是盖的，我都没住过哩。”
李良开赶紧摆手：“善钱，别跟我瞎扯，我哪住得起星级宾馆？不准你花那个冤枉钱！我知道，你们在城里混，也不容易。”其实李良开还有另一层意思没有讲出来，就是他怕欠这些晚辈的情分太多，自己还不起。
“看把您紧张的。”李善钱笑了，“实话告诉您吧，不用我花一分钱，是周利波叔叔安排的。他公司有事，走不开，让我来接您，还说晚上把您认识的老知青都找来，好好陪您喝几杯。”
听说是自己的结拜兄弟周利波安排的，李良开不再说什么，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李善钱是李良开三叔李有双长子李良方的幺儿，也是李良方四个儿子中唯一养活的一个。其他三个在三年自然灾难中饿的饿死，病的病死，跟随父母一起去了阴间地槽。
1961年春夏之交，殃及全国的大饥荒波及到唐家岩，加上一次雪上加霜的大流感，李家大院几乎天天都在死人，死因非饿即病，鲜有例外。
这当中，最悲惨的当数李良方一家，夫妻俩加上三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短短的一个月内，一家八口，七人去世：先是李良方的妻子杨芳撒手西去，紧接着大儿子及妻子、二儿子及妻子又因贪吃白蒜泥（即观音土）被活活憋死，饥饿难当、悲痛欲绝的李良方又不幸染上流感，在唯一的小孙子去世半天后告别人世。
李良方死得很突然，当时只有李良开守在跟前。临死前，李良方把不满周岁的幺儿李善富托付给比自己小24岁的堂弟，求李良开把孩子抱给自己的亲弟弟和弟媳们。结果话还没说完，李良方就咽了气。
那一年，李良开17岁。连续目睹亲人死亡，让他这个当时李家大院唯一的初中毕业生变得十分恐惧和麻木，直到怀中不谙世事的李善富用小手抓他的脸庞，李良开才醒过神来，抱着孩子往外面跑去。
从此，李善富成了孤儿，由三房健在的四个叔叔和婶娘轮流扶养，每两个月一轮换。
而李良开对这个堂侄也产生了莫名而神圣的责任感，经常抱他，逗他，带他玩，还经常给他东西吃。等李善富到了上学的年纪，李良开又软磨硬泡，说服三房的四个兄长凑钱送他念完小学，还把这个孩子的名字改为李善钱，说叫“善富”太狂，不容易实现，叫“善钱”更妥当一些，并将这个名字解读为“善于挣钱，日子当然不用发愁”。
1977年春，已是生产大队民兵连长的李良开动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把李善钱送到北京去当兵。李善钱也争气，在部队转了志愿兵，还自学拿到了大学文凭，在部队干了14年，于1991年退伍，带着妻儿回到重庆，并在李良开的结拜兄弟、返城知青周利波的推荐帮助下，顺利成为重庆一家职业学院的老师。
在李善钱心目中，同姓堂叔李良开是恩人，异姓叔叔周利波是贵人，没有这两位叔叔，就没有他的今天。
开车去往博顿美锦酒店的路上，随意问了些周利波的情况。
李善钱说得认真，李良开却听得潦草。他的思绪，早就飞回四十多年前，飞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特殊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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