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新）血与火中的觉醒3：更新时间：24-5-4:47:55。、说。b.新
圆梦7325952
土匪的生活是堕落的、残暴的和血腥的，同时也充满了艰辛、恐惧和危险。在悲喜无常、生死不定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生死由天，吉凶是命。要对危险生活下的**心理进行调整，他们只有借助于圆梦、占卜一类的迷信活动。迷信缘于无知。他们把发生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某些特殊现象，加以神秘化，煞有介事却又毫无根据地把这些现象与特定事件的发生进行奇异的联想，附会以种种因果关系，或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征兆，以期预测吉凶，避祸趋福，藉以安慰惶恐不安的心灵。由此，土匪们将烧杀劫掠的成功于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希望借此来调动匪徒们的情绪，鼓舞他们在绝望中挣扎。
2、绺子里的土匪特别重视做梦，他们往往根据梦的内容来决定第二天是否出击，甚至用以判断匪帮的前途。对于梦的解析，他们有自己特定的说法。比如，梦的吉兆有水、火、红棺材、小毛驴、姑娘、媳妇、太太、老头等。梦到大水预示财源滚滚，流金流银；梦见大火表示旺星高照，匪业红火；梦中出现红棺材，说明里面装的是财宝；梦到小毛驴则是说，有倒骑毛驴的神仙张果老佑护，将打劫顺利，财运亨通；梦见姑娘、媳妇，是遇到贵人，若是穿着黄衣服的姑娘，就预示黄灿耀眼的金子；梦中出现太太、老头，更是吉相，那是财神爷驾临。这等好梦，土匪们当然愿意多做几个。可是，若有凶梦来临，他们次日便不敢行动，只好缩手缩脚，胆颤心惊地蜷卧于老巢了。比如，梦见大风，表示财宝已被刮走，出击也将空手而归；梦到出殡或一群小孩在哭，也不是好兆头；梦中有老虎，说是老佛爷出面，有强手在此，不可造反；梦到狗追人，预示要吃败仗，被人追杀，不可出动；要是梦见有人从树上跳下来，更是绝对不能出击，“跳”同“洋跳子”，是指官兵和警察，表示贸然行动，必然会遭到军警的袭击。
3、2、占卜
占卜，是指通过看相、测字、抽签、算八字、看风水等术数活动为人们预测吉凶、祸福、婚姻、寿命、疾病等人生大事。土匪们特有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更强烈地想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以求趋吉避凶。这样，便需要有一个精通天相、八卦和风水的军师来担当占卜的重任。
4、军师，匪帮行话叫“翻垛的”或“搬垛的”，是大掌柜的参谋，此人必须有文化，又精通天文地理和八卦行文，会看生辰八字等。遇有绺中大事，如绺子应压在哪儿，应否出行砸窑等，先由大当家的摆香案，再由翻垛先生占卜，推演休、生、伤、杜、死、景、惊、开八门。“开、休、生”三门为吉，其它五门为凶。行动时择吉避凶。此外，还有纸牌摆八门、空中飘手巾、扔帽子、点香堆、观星相、看风水等。纸牌摆八门，八张牌表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向。其中一张牌代表“开门”，在哪个方向找到这张牌，就向哪个方向出击。空中飘手巾，是将手巾四角叠起，平托于掌中，嘴里念着：“十八罗汉各位神仙，给俺指条明路。”说完一抛，落地角开的方向可以行走。扔帽子，即先把帽子的某一方定为“开门”，念过口诀后，将帽子一扔，落地后“开门”的指向就是行动的方向。点香堆，东南西北埋上四堆土。各插一枝燃烧的香，哪个方向先燃完，就朝哪个方向走。观星相，据此来判断吉时凶向，并决定如何行动。常用的口诀是：“一七艮上不可移，口舌是非步步逼；三九兑上有横事，祸伤人亡要当心；五十一坤必要死，毕星查辰有救星；六十二坎准得伤，钱财不旺人有灾。”看风水，也叫堪舆术，就是察看住所、茔地等周围的地理环境，诸如山川、河流的走向等，对“主凶”者加以变化，以祛凶求吉。
5、圆梦与占卜，是土匪惊恐、**心理的反映，他们把烧杀劫掠的行动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以此来掩饰自己对不可预知的命运的恐惧，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生命进程的关心。至于这是否“灵验”，或许只有天才知道。
三?言语和行为禁忌
禁忌与圆梦和占卜一样，同属于迷信的范畴。禁忌迷信是对于某些被认为具有神秘特性的事物的迷信。禁忌一词来源于太平洋波里尼西亚群岛的土著语“塔布”（tab），原意是“奉为神圣的”和“不可接触的”，指被禁止的事物。波里尼西亚人信仰和崇拜一种被称之为“玛那”的神秘力量，相信凡是具有“玛那”的人或物都是危险的，不可接触。否则，必将受到超自然的灾难性惩罚，轻者危及个人，重则祸延民族。因而，他们将具有“玛那”的事物，视为“塔布”，严厉禁止普通人接触。后来，禁忌一词被广泛运用，指某种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对象及针对其产生的行为方面的禁止和忌讳。禁忌的内涵具有二元性：或是“崇高的”、“洁净的”（如关于神灵、图腾的禁忌）；或是“低贱的”、“污秽的”（如关于死尸、产妇、月经期**的禁忌）。人们出于对其所含的神秘力量的崇敬或恐惧，害怕冒犯以后会遭到惩罚，就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禁止与“不洁”、“不吉”的事物接近，或禁止与“神圣”的事物接触，甚至不许在言语中提到它们等。禁忌因行为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言语禁忌和行为禁忌。
土匪的生活方式充满暴力和危险，整日里东奔西窜，动荡不安。这种情况下，每一根神经都崩得紧紧的，为了进行心理上的自我调节，土匪们将一切都归之于天命。他们除了进行圆梦和占卜以外，在言语和行为方面也有许多禁忌。
马匪
、言语禁忌
一是言语禁忌。这是关于字、词和话语的禁忌。它是指说话涉及神圣事物或在神圣场所和神圣时间时，要避开不吉利的语言，禁止用亵读的言词，遇到犯忌讳的词语要用别的词来代替。如“梦”，暗示黑夜到来，是令人烦恼的不祥之兆，要用“冥”或“黄粱”代替。“虎、狼、牙”也是不吉之词。过去，人们把官府比作“虎口”，落入虎口者自是难以生还。“狼”的禁忌或许是因为土匪习惯上把政府军称为“黄鼠狼”，另一方面，也确实害怕山地和草原上出没的真狼、“牙”与“衙’同音，使人联想到官兵的攻击。因此，在使用“虎”、“狼”、“牙”这些词语时，他们用“海嘴子”、“裂嘴子”、“折刀子”来表示。“灵”、“鬼”也要避免提到。因为“灵”、“鬼”与死亡相连，易使土匪想到随时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或者招来被他们残害的幽灵的报复。而“灵”义与“囹”、“裂”音同或音近，使人联想到监狱和车裂的刑罚。“谢”与“卸”、“猪”与“诛”、“睡”和“碎”、“饺”和“绞”也是同音字，都容易令人想到处死罪犯的刑罚大卸八块、诛戮、碎尸凌迟、上绞刑架等，大不吉利，不可乱说。甚至连“吃饭”、“喝茶”也犯忌，因为“饭”与“犯”、“茶”和“查”同音。为了避讳这些词语，他们就把吃饭叫做“上传子”、“啃富子”、“填瓤子”，喝茶称为“上清传子”、“富海”、“受苦莲子”，饺子叫作“飘洋子”，睡觉称为“搪桥”，杀猪称为“搬浆子”等。其绑架活动不叫“抓”、“捉”，而叫“架票”。杀人称“放”，受伤叫“挂彩”或“贴金”，拒捕叫“扑风”，被捕叫“失风”等。此外，土匪还忌讳在言语中直接提到敌人，他们把地方官吏叫作“古子”，士兵和警察称为“蚱蜢”、“兔子”、“冷子”、“风”，衙门和警察局叫做“威武窑”，监狱称为“快窑”等。在匪帮中行走做事，要非常注意这些言语禁忌，否则就可能身罹祸害。比如，土匪把事情失败了叫“过了河”，死了叫“过了桥”，而真正的过河与过桥则忌讳说出，称之为“过坎”。江汉地区的匪首聂大辉有一次骑马夜行，马夫跟在马后，行至桥头矮檐下，对聂说：“团长注意脑壳。”聂匪听了，嫌他有意说破口话，非常厌恶。又走了没多久，要过小桥，马夫又提醒聂说：“团长过桥呀！”聂匪见其屡犯禁忌，大怒说，“看谁先过桥!”返身一枪，将马夫击毙。
2、行为禁忌
二是行为禁忌。例如，吃饭时，筷子必须平放在桌子上，不能架在碗沿上，因为它象一对枪管指着对面的人，又像受某种酷刑的姿势；筷子也不能斜靠着碟子，因为他像一个人等候处决的样子。掰开的馍口不许对着别人，因为这像被捕之后在“对口供”。面包不准横切，横意谓“横死”，易使人想到刀刮和凌迟的严厉刑罚。鱼只吃一面，禁食鱼头和鸡头。鱼吃两面要翻身，意谓“翻船”，这本是船家的忌讳，传入匪帮中，意指行动失利。鱼头和鸡头，象征匪酋或指人头，失去则帮乱人亡。夜晚禁吹口哨，以免招鬼进屋，带来厄运。伏地叩头也不允许，这使人联想到下跪投降，或被捕后俯身在地等待砍头的情景。双手交叉在背后也被禁止，因为这好像被捕获后五花大绑。撕扯和打碎东西更是匪中大忌，这使人联想到五马分尸等酷刑。土匪们特别忌讳撒网，张网捕鸟的人若被土匪碰见，很可能立即遭到杀身之祸，因为网使土匪联想到，出去打劫有自投罗网的危险。土匪出行劫掠的时间也有许多忌讳。
东北地区的土匪对此有一套固定的说法：“丑不南行酉不东，求财望喜一场空。寅辰往西主大凶，病人遇鬼邪害在。亥子此方大失散，鸡犬做怪事难成。己未东北必不通，三山挡路有灾星。午申休往西南行，文生下马一场空。逢戌不上巽中去，口舌是非有灾星。卯上西北必不通，隔山隔水不相连。”其它，如四川的土匪从不在阴雨天外出打劫，有的匪帮只逢单日才发动袭击等。
土匪的言语和行为禁忌，反映了他们对生存环境的焦虑和恐惧，也反映了他们貌似强大的淫威之下的内心的极度虚弱，以及对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无奈之情。对于这些禁忌，土匪们非常重视。在匪帮里，如果哪一个肉票冒犯了禁忌，往往会遭到杀身之祸。就是匪徒自己，若不熟悉或忽略了这些禁忌，也往往受到蔑视或惩罚。
四?报号
报号，又叫外号、绰号、浑号，就是隐去真名实姓，代之以表明此人性格行为等特点的另一称谓。绿林报号，可谓源远流长，远者可追溯到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山野豪杰并起，如黑山、黄龙、飞燕、白雀、雷公等，都是以外号闻名的义军领袖。说到声名卓著者，恐怕应数宋代梁山聚义的一百零八将，他们个个都有响当当的名号，如“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小李广”花荣、“浪子”燕青、“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等。此风波及后世，影响深远，致使江湖各行稍有名气的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报号。土匪世界里，此风尤胜。因为匪徒们特别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的俗语，所以不论大小绺子，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报号。匪帮之间的联系一般不直呼姓名，而是称其报号。这些报号，一方面反映了土匪这一特殊阶层的道德、理想、崇信和特质，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弊端、习俗、民意等。土匪的报号，来由各种各样，现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归结为以下几种：
土匪“猴脸”
长相
根据一个人比较突出的生理特征来起报号。如河南巨匪“老洋人”，他原名张庆，既不姓洋，也不真是洋人。而是因为他长得身材高大，黄头发、深眼睛、高鼻子，非常像洋人，所以得了个绰号叫“老洋人”。雷州半岛的匪首李福隆，因为长得身高体胖，人称“妃肥”。南澳“三合公司”的海盗头目吴品三，长年留着两撇胡子，颇象麻将牌里的“八万”，所以被人称为“八万”。湘西巨匪姚大榜，因幼年时长得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膀粗大，父母昵称为“大膀”。而“膀”与“榜”谐音，由此混号为“姚大榜”。其他如“金大牙”、“独眼龙”“矬子”、“张大下巴”等都是以生理特征来报号的。
枪法
土匪以枪法的准确来起名报号的很多。因为土匪们要绑票勒索、砸窑破围、义举报复、抗击官兵等，靠的都是武力，枪法不好是难以成功的，所以，匪徒们吃饱喝足后的娱乐之一，就是练枪法。比如，枪击飞鸟、骑马点射、空中打飞钱、夜晚打香头等。大当家的和四梁八柱一般都要有这样几种过硬的本事，才能服众。如双阳县匪徒李某“双镖”的报号就是以枪法迅速准确而得名的。
东北土匪“三江好”
“双镖”，姓李，因体格魁梧，人称李大个子，是双阳县一大地主家的公子，因婚姻爱情不如意而被逼为匪，入了“老二哥”的绺子。一次春寒料峭时，群匪见到一群北归的大雁，嘎嘎叫着，从南面飞来。李大个子说：“弟兄们好些天没捞着油星，我想撂下几只，来给弟兄们解解馋。”大伙儿不信。这个说：“李兄弟牛是吹得地道!”那个说：“看那爷台劲儿！兴许弄个雁屁毛！”李大个子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说：“打雁不打头,不然闹得成帮雁没有着落。”说完，举枪向空而射，只听“咣、咣、咣、咣!”四声枪响，第二、三、四、五只大雁，一只接一只从空中栽了下来。众匪见此情景，佩服至极。晌午，“老二哥”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攥着雁大腿，猛喝一口酒，说。“老李大兄弟!你‘局红管亮’（枪打的硬），我放你个头把!你枪头子好，就叫‘双镖’吧。”此后，“双镖”的名头就叫响了。
其他还有“双枪驼龙”、“快枪林三”、“火神爷”、“神枪马”等都是以枪法而得名的。
地盘
以地名、山头来定名报号的，也不少见。比如“老三省”、“土岗龙”、“常山虎”、“占东岗”、“阴山”、“东边”等。绺子报号带地盘字样的，说明这个地盘是属于他的活动范围，别的绺子进来“闯盘儿”是不允许的。其中，“老三省”很具有代表性，他是吉林、安图、延边、珲春一带出名的土匪头子，起局时自命为东三省的主人，宣称要照顾东三省的父老乡亲。“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他说。“我不能眼瞅着东三省的父老们沦为亡国奴，让命运掌握在人家手里，否则，我还算他妈什么‘老三省’!……为了起局，把老祖宗留下的姓都扔了。我姓杨，可是‘羊’在山里是最受欺负的，我宁肯姓‘狼’。所以我从来也不提我姓啥，大家只知道我是‘老三省’!我要对得起这个报号！”于是，他就联合了一些绺子，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之中。
政治
一些匪帮的报号表现了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号称“铲除**”，或者明确宣称反抗日本的侵略。比如，九台的“三江好”，他原名叫罗明星，起局时，他宣誓完毕，就把兄弟们召集到院子里，高喊着说：“弟兄们，我们为什么叫‘三江好’？就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这三江两岸的老百姓都团结起来，一同打日本鬼子。今后，谁要是有个三心二意，可别怪我不客气。”
土匪踩道
活动于辽河流域的“老北风”也是这样。“老北风”，名叫张海天，原名张贺年，辽宁海城人。他年轻时在警察分所当杂差，因不堪忍受所长的打骂而落草为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宁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对此悲愤填膺，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并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老北风”的报号就含有抗日杀敌的深意。“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出牌如何，因而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意思。
还有一些，如东北临江的“仁义军”、“余共仇”、蒙江的“保**”、浑江的“战东洋”、“压东洋”等也是如此。
事件
有的是因为某件事情特殊而值得纪念，遂决定了这个匪首的报号。如“傅殿臣”、“铁磨头”等。
傅殿臣”原名傅学文，盘石县凉水台子人，年轻时是一个地主家的伙计，因羡慕土匪吃喝自由，就与几个人结伙为匪。为了决定谁当头领，他们弄了几个粪箕子，上面放个凳子，谁坐上去不倒，谁就为头。他们弄好了，一个一个坐上去，都坐不住。轮到傅学文，他上去坐住了，还挺稳当，就说：“我这还挺沉，又稳当坐了殿，干脆就报号‘殿臣’吧。”
速度
因行动神速而命名。如“穿山甲”，有一次，他独自一人砸了响窑，劫走金银大洋一背包，护院的家丁发现后，穷追猛赶。他飞树跳林，穿山过涧，行走异常迅速，很快甩开了家丁。因此，他就报号“穿山甲”。浑江匪首曲振广手下有5余名匪徒，长年奔命于深山老林之中，行走飞快，好象急风骤雨时的滚地惊雷一样，稍纵即逝，因之报号“滚地雷”。
其他还有“草上飞”、“冰上飞”、“岗溜子”、“旋风队”、“一股风”、“快马林三”等。
动物
以猛禽烈兽报号，给人一种凶悍勇武的感觉。比如“云中雁”、“座山雕”、“金翅雕”、“九头鸟”、“钻天鹞子”、“铁公鸡”、“野马”、“飞虎”、“下山虎”、“穿山虎”、“坐地虎”、“山豹子”、“野狼”、“压江龙”、“金龙”、“飞龙”、“黑龙”。
愿望
有的土匪以自己的希望来报号，如希望威武凶猛的就起名“南霸天”、“北霸天”、“活阎王”、“大威”、“铁雷”、“许大马棒”等。祈求出击胜利的，就报号“双胜”、“全胜”、“常胜”、“万胜”等。想望发财走运的就直接以金银财宝之类来起名报号。如“金局”、“银堆”、“宝胜”、“宝全”、“财神爷”、“开门宝”、“财源茂”、“达三江”等。想讨个吉利，要个好名声希望与人和睦相处的，就起个“君子仁”、“君子义”、“仁合”、“天下好”、“大家好”、“半拉好”、“哥俩好”、“西来好”、“南来好”、“青山好”、“绿林好”之类的报号。
衣食住行
五?衣食住行
土匪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饱受凌辱和盘剥，内心充满了对上层社会的愤恨和忌妒，落草为寇以后，他们就通过疯狂的烧杀淫掠的暴行向不公平的社会进行**的报复。除了一些政治土匪外，一般的匪徒都无所谓什么社会理想，他们既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创造者，自然也不可能描画出新的社会蓝图。他们心中所渴望的迷梦只不过是：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至高无上的皇帝或达官贵人一样，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时，哪管别人也像现在的自己一样只有受不完的饥寒交迫。这种对现实不平等的愤恨以及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幻想，在土匪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服饰
我们先来看看土匪的服饰。俗语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土匪不事生产，一切物品都掠之于他人，服装、鞋帽也不例外。他们走一路抢一路，不管是什么锦缎丝绸，只要色彩艳丽，就往身上一穿，感觉良好地到处耀武扬威。所以，土匪服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追求衣着的华丽，而不顾其千奇百怪的形态与整体感的缺乏。这种杂乱无章的服饰，也是匪徒们久遭压抑的灵魂和心态的扭曲的反映。虽然这些漂亮的衣服都是抢掠而来的，但他们却终于有了一个充分显示自己特色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华美的服饰，从而满足期待已久的模拟达官贵人的幻想。比如，白朗匪军攻入甘肃后，其部下曾将前清翎顶、蟒袍、马褂穿戴整齐，在大雨泥泞中跑来跑去，样子颇为滑稽。当他们架票得到勒赎时，就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购买哪些东西来打扮自己，比如带毛皮领的锦缎上衣、丝绸裤子、崭新的外国皮靴、珠宝和眼镜等。92年，“老占东”匪部攻陷佳木斯，匪徒们抢来服饰，个个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把女人的花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上其它颜色的衣服；有穿皮大氅的，有穿皮大袄的，有穿长袍马褂的；头上的帽子有貉壳的，有狐狸皮的，有毡帽头，还有缎子面帽头顶上带个红色帽搭疙瘩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乍看起来真像正月里的大秧歌队。
第二、土匪对制服和洋装的兴趣。因为制服象征着出类拔萃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制服的颜色、款式、镶边、纽扣好像都显示了一种威风，他们借此来表明自己也成了体面之人，而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九流末徒。曾被土匪绑架过的厄普顿·克洛斯于《在笑脸佛陀的土地上》记载了他这方面的发现：那些匪徒“穿着六、七种制服军服、警服、列车员制服、学生服、甚至童子军服可是没人有一套完整的制服，不管是哪一种。”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土匪，不失聪明地发现，洋人好像特别受到政府显要们的尊敬甚至畏惧。因此，他们绑了洋票以后，总是喜欢体验一下身着洋装的感觉。曾被匪徒绑票的霍华德在《和中国土匪相处的十周》中记述说：“每天……首领跳下来脱我的夜礼服，穿上皮尔斯的浅黄褐色的、袖口有花哨的波纹的驼毛晨服；再把布卢的军帽歪戴在自己头上，然后跳上甲板发号施令。”
在河南的一个匪帮里，也有俘虏发现，匪徒们“特别喜欢穿上进口的**，然后像野人一样四处奔跑。”
第三、土匪对女性服饰的兴趣。对于这一点，别林斯里归因于女性服饰色彩的艳丽，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性**的外在表现，是性心理和性**的**的满足。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后者，因为土匪圈里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他们对性的占有多是暴力强迫。平时蜷缩在匪窝里，是难以见到异性的，于是就产生了对女性饰物的恋物癖，这是一种性心理的**表现。临城劫车案中，一个被俘者就发现，他的大多数东西土匪都没有动，只是拿走了他妻子的白鞋子和白帽子；另一位女士则注意到，他们特别垂涎于她的绿玉色拖鞋和晨衣上的粉红色丝带。被俘的美国人露公·奥尔德里奇小姐在《与中国土匪共度周末》中写到：“我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中国人头上戴着麦克法登小姐的那顶蓝色乔其纱帽子，帽上的羽毛在微风中飘动……他还炫耀两串蓝色的念珠……马蒂尔达后来告诉我，她看见一个年轻匪徒戴着我的带有花边的奶罩……”
吃粥的土匪
2、饮食
至于各地土匪具体的穿戴，因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各有所异，但与本地居民的服饰相差并不很大，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土匪饮食方面的特点。由于土匪行业的与众不同，决定了其饮食方面的独特性美酒佳肴与冷劣饭菜并存。匪帮里有首歌谣可以作为佐证：“打梗米，骂白面，不打不骂‘星星散’（小米饭）。”匪徒们抢劫成功后，就暴饮暴食，尽享酒肉佳肴。今天要吃“漂洋子”（饺子）或“翻张子”（油饼），明天又要吃“翘脚子”（小鸡）或“江错儿”（猪肉。但他们平时吃的也只是一些极普通的饭菜，遇到被官兵追捕的时候，就只有风餐露宿，甚至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土匪的食物通常只有小米、高粱饼、煮玉米等，在南方有大米，吃的是冷的，而且常常发霉。其生活并不像有些小说所描绘的那样：“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他们能有一顿饱饭吃就不错了。
3、居住
接着，我们再看土匪的居住情况。虽然各地土匪因活动区域、实力强弱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地处隐秘、高墙重垒却是其共同特点。土匪既以暴力来**社会、对抗官府，当然也会受到他人的顽强抵抗和官兵的武力镇压，这样，注重安全就成了他们选择住所的首要考虑。
长年在山区活动的土匪，一般都出没在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密林大山里，而且多处于数省或数县的交界地带，地方政府鞭长莫及。他们盘踞在山林的险要地带，建有易守难攻的山寨。如桐柏山区的著名匪穴“母猪峡”，就是个天然要塞，它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一条小道与外面相通，而它又处在附近六个县的交界地带，便于出袭，也利于逃避。93年，白朗在这里设伏打败了前来剿匪的张锡元；年以后，“老洋人”的兵匪遭到吴佩孚军队的追杀，也逃到这里避难休整。广西平南县大桂山匪巢，方圆数十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里有条深沟，长几里，两岸悬崖峭壁，树林荫蔽，藤蔓覆盖，崖下沟边是狭长的石巷。土匪栖息其间，外人看不见，枪打不到，火烧不着。湘西匪酋师兴周盘踞的八面山也是异常险要之地，只有四条山路可以直通山顶，沿途尽是峭壁悬崖，匪徒们又在山岩路口和岩梯上设有闸门、碉堡，堆集大量滚木擂石，易守难攻。湘西另一匪酋龙妹堂隐身的两羊山，是一个天然的**山区，为万溶江的两大支流所合抱，形成一个**的山岛，岛上洞壑危岩，交错钩连，边缘是峭壁深渊。境内两座对立的奇峰高耸入云，形如斗羊；中部凹下，形成了7条长垅和两块小盆地，与外地相通的只有5条深谷溪水和一条崎岖险路，确是险要天成。加之此地与外地相距甚远，故明清两朝以至民国初年，统治者都视之为“不可王化之生界”。龙匪占据此地后，虽有官兵来剿，但见此天险，也多是望而生畏，兴叹而还。永顺地区的匪首李兰初占据的云岩山五连洞，高山突兀，云雾缭绕，五个天然洞穴并排于山腰悬崖之间，洞下是万丈深渊，洞中又筑堡屯粮，实为难破的天险。李匪曾吹嘘：“要破五连洞，除非搬来齐天大圣!”临城劫车案的孙美瑶匪部，其大本营抱犊崮的上端是突出的悬崖绝壁，顶上宽平，广数顷，过去为耕种崮顶田地，由于路险，牵不上牛去，只好抱个小牛犊上去，养大了再用它耕地，因而得名“抱犊崮”。其状宛如茶杯倒置，周围尽是峭壁，只有北面一线鸟道可通。鸟道中间最险处，凭石匠凿的半环形扒手，方可手脚并用，攀援而上。其余都是峭立的绝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闽南土匪高为国的老巢福山腰也是一处隐秘的险要之地。它背靠双阳山，山高林密，洞穴密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高匪在此建有炮台一座，架设大炮一尊；设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吕铺，第二道防线在福山腰村前，第三道防线在村子的前后左右，每道防线都安设有电网，建有防御工事。村后双阳山上密林掩映，大小石洞不计其数。山岗有一特大岩洞，可容上百人，经高匪整修，分为上下两层，作为秘密据点，这里极为隐秘，一般人是找不到的。行踪诡秘、狡猾无比的东北惯匪“座山雕”，其老巢隐藏于林海雪原之中，军阀张作霖和日本侵略军也未对付得了他，就是杨子荣所在的部队也花了数月时间才找到他的踪迹，从而将其智擒。
平原地区的土匪则大修工事，高筑堡垒，建立**王国，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如东北土匪杜立三盘踞的三界沟，地处辽阳、新民、海城三县的边缘，沟渠纵横，堤道骈联，碉堡四立，重门深巷，就是一个深沟高垒、难以攻陷的匪穴。雁北乔日成匪帮的驻地新堡，四周筑有土围墙，墙的上部和腰部有散兵掩体，挖有射口；下部地面统有交通战壕，壕上盖木板堆土掩盖，战壕通向堡墙外，有射口，出击暗道，与堡墙外的伏地碉堡相连；堡内匪军院落修有地道，同堡墙内的交通战场相通。这样，就构成上中下三层防御体系和火力交叉网，易守难攻。旧有“土匪王国”之称的豫西，其中心就被称为“有围墙的匪都”。据说，许多村寨都更像要塞，而不像和平的城镇。
海盗一般以沿海地势险要、舟楫方便的沿海岛屿为巢穴，如为害南中国海二十余年的海盗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就盘踞在闽粤之交的南澳小岛上。渤海匪盗傅瑞五、窦同义、李景文、陈二虎等部则占据浅海滩涂，活动区域沟汊交错，沼泽连片，芦苇丛生，人烟稀少便于出击和隐没。湖匪则主要是在内河湖泊港汊里作案，如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皆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是土匪活动和隐藏的好去处。他们或终日泊于水上，或占据湖中小岛，也有的藏身于湖边的隐秘之处。
至于各地土匪具体的居所，则难以强说有什么统一的特色，此处从略。
4、出行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土匪“行”方面的特色。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西北大漠、草原地区的土匪向有“马贼”、“响马”之称。由名可知，他们多是骑马劫掠。大漠、平原和草原地势平坦，骑马行动，来去飘忽，行劫时令人措手不及，遇有官兵追剿，又可迅速逃遁。所以，“马贼”、“响马”的行动是难以离开马的。如东北匪酋杜立三就拥有二百多匹精良健壮的好马，这些马被分为青、黄、红、白四队，每队一色，施以严格的训练，跨沟越壕，穿林涉水，迅如疾风。出去抢劫时，匪徒们在青纱帐里跃马驰骋，践踏禾稼，遇有车马行人，就横截道路，肆行劫掠。
青海的马步芳、甘肃的马仲英、蒙疆的巴布扎布、热察绥的卢占魁等西北大漠的巨匪就是凭借着精锐骑兵称雄一时，为害千里。海盗、湖匪、河匪等自然是依靠舟楫之利，而山匪因山路崎岖，难以行走，就只好步行了。总起来说，土匪“行”方面的特点似乎不甚明显，暂且就说到这儿。
六婚丧礼俗
大多数匪帮是清一色男性的世界，他们是无妻室的光棍汉。在旧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农村的破产，使广大农民无法继续在小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不得不从农村游离出来，落草为寇，他们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又何谈什么娶妻生子呢？而且，相当一部分土匪认为，女人是不祥之物，其“阴气”会给匪帮带来厄运，威胁他们的生存，所以，不能进入土匪的“神圣领地”。据说，河南匪首王天纵，就因与一上海知识妇女结婚并将她带回嵩山领地，而威信一落千丈。在东北土匪中，也有些绺子规定，当大掌柜的人都不能娶媳妇，否则就会分散军心。但这些禁忌，也有许多土匪不以为然，并不遵循，因为许多土匪加入匪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老婆。所以，他们除了在烧杀劫掠的行动中，肆行**外，也常常在营地里娶有老婆纳有小妾，这些女人多数是匪徒们劫掠而来，强行霸占的，或是从绑票中挑选出来的。
比较有特色的是东北地区土匪的“季节婚”。东北的土匪和马贼有“猫冬”的习俗。入冬以后，天寒地冻，山高路远，人烟稀少，难以行劫，他们就按财产多少，先分了“红杠”（钱），再散伙各找过冬安身的地方。有些土匪就在车店落脚，因冬季漫长，土匪马贼在店里呆烦了，想要“压红窑”（找个女人陪着），往往就对掌柜的姑娘起了歹心，甚至逼迫成婚。
当然，也有的店家因为看中了马贼的金银财宝，而顺水推舟，成全好事。另外，还有一些浪漫动人的传说，马贼和店家女相亲相爱，结了良缘，过了一冬的美妙生活。开春一走，难舍难分。于是，就有店家女和马贼一起出走，投奔山绺的。而多数是开春一走了之，扔下老婆孩子，到冬天再回来，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婚姻形态季节婚。季节婚是典当婚的变种，往往是这个马贼走了，到冬天另一个人又来了，还找这个女人。一来二去，这个女人就属于众多的男人，而且是土匪马贼们的人。到这些人一走，女人就开始守活寡，守不住的，就作了暗娼。此外，也有一些车店做些“拉皮条”的勾当。比如，当地有些日子过得特别艰难的人家，尤其是那些家里男人岁数大，又没手艺，光靠种地养活不了家小的人家，或者男人有残疾，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在女人肩上的人家，店主看准了这样的居户，每当土匪和马贼来店“猫冬”时，他们就给穿针引线，让二者喜结“良缘”，这又形成了一对一对的“季节婚”，店主则从中渔利。
丧事对土匪来说，可能比常人更为普遍。他们很少有寿终正寝的，不是在官军的剿匪行动中被打死，就是遭擒后被“正法”，或者在内讧中被殴毙。匪徒死后，要举行葬礼。埋葬时，大当家的点上香，别的匪徒则一齐跪下，大掌柜的说：“江湖奔波，人老归天。兄弟你走了，大伙来送你！”另有一个小崽子给烧纸。
有固定居所的大绺子，办红白事时一般也请“鼓乐班”来。他们对鼓乐班大都比较客气，也给定钱。鼓乐班也不怕胡子，因为胡子一般不抢他们。鼓乐班来到绺子，头一通都要吹《九条龙》。据说十八罗汉外行，每两人骑一条龙，十八罗汉骑的就是九条金龙。所以，不管是喜事还是丧事，《九条龙》是必备曲目，鼓乐手们坐棚吹奏，悲悲喜喜，变化自如。至于一般的小绺子和行走无定的土匪是不请鼓乐班的。
历代政府的治理方略
一时一地的股匪，普通民众或可抵御，而到处蜂起、横行无忌的众多土匪还得依靠当局的治理。统观历代政府治理匪患的方略，简而言之，不外乎剿、抚和剿抚兼施三种。
、武力剿杀
由于土匪具有天然的**性和反社会性，轻则危害一方百姓，重则危及当局的统治，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力量允许，官方对土匪都要严加痛剿，或督策地方官吏密网搜捕，或征调大军武力围剿，对于捕获的土匪更是严刑惩处，或斩首示众，或凌迟处死，以告诫人们不要走上违法的“危险之路”。
晚清时期，面对日益猖獗的土匪活动，清朝政府屡屡派出大军，奔赴各地进行围剿，对剿匪执行不力者，则严厉惩处。比如广西匪患严重时，清政府就曾撤换剿匪不力的广西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等地方大吏，后调四川总督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兼办广西军务，耗银数百万两，调动两广、两湖、云贵、福建等省兵力，频频攻迫。到95年，各大股如李二、覃老发、罗万起、沈少英、王和顺、黄五肥、覃三等均逐股剿灭。再如，太湖水盗为害甚烈时，清政府集合江浙两省的兵力联合防守、合力会剿，“江有警则浙分兵以援之，浙有警则江分兵以援之。”
94年江苏巡抚端方“特派员带同武备学堂学生前往湖面详加测绘，拟即咨会浙抚各派劲兵扼要驻防，以为严绝根株之计”。
清末捕快
9年，余孟亭、夏竹林匪帮活动达到**，此时已任江督的端方也“尽出锐师佐江、浙诸营入苏松以击之”，大败余夏匪帮。
共和党人与土匪的关系十分特殊，在反清时期，曾利用土匪作为敢死队，但在民国初建之时，对各地土匪也力主镇压。如南京留守黄兴在92年4～6月，就调兵遣将，责成江北各地守军尽力剿匪。至“二次革命”后，方又转为联合利用。
北洋政府时期，对各地土匪也多采取武力围剿的政策。比如，袁世凯对拥兵万余人、纵横中原数载的白朗匪帮就是如此，不惜出动大军多方围剿，将其部队歼灭后，还把已经中弹身亡的白朗与其他首领砍去首级，高悬于开封城南门的城墙上示众，以警告试图效法的人们。再如，山东历来匪势甚盛，96年7月至9年2月，仅一年半的时间，北洋政府陆军第七混成旅在山东就先后进行了23次剿匪，毙匪总计5232名，夺取各种枪枝7枝。对于啸聚一时的太湖匪患，则实行长江与太湖联防，海军与水警厅协作的办法，由海军派浅水兵舰进入太湖剿匪，94年月，海军就应苏省水警官员赵会鹏的请求，派出两艘浅水军舰进驻太湖东西山地区。
清末贵州巡警
山东第六混合旅旅长何锋钰在鲁南地区剿匪时，对捕获的土匪不问首从，一律格杀勿论。922年月间，在枣庄数里外的一个小山谷里，将捕获的2名匪徒一次全部斩首，暴尸荒山。
就连雄踞一方、调兵自重的军阀，对其辖区的匪类、“乱党”，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剿灭。如倪嗣冲就认为，对于土匪要严剿不抚。“如欲增加军队，不妨呈明添募；万不可纳降匪众，编入军队，致贻日后无穷之患。”
又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对老洋人匪帮，也曾动用重兵布下天罗地网，多次进行合力围剿，试图将其一举歼灭。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各地匪患依然烈度不减，国民政府为了安抚百姓，稳定统治，对匪患严重的地区也不惜屡次出动军队进行平定。
比如93年，川军邓锡侯出动4个旅的兵力围剿川西区匪赖金廷，歼灭所部，击毙赖匪。93年，蒋介石命嫡系部队刘峙、展书堂等3个师和一个旅围攻驻扎大名的刘黑七匪帮，血战数日，刘损失惨重，最后仅带2人马突围，逃回山东。932～933年，陈济棠派遣数团兵力，进剿雷州半岛徐闻山地区的匪徒，耗时两年，激战多次，方才肃清匪患。939年9月～94年月，川陕两省出动数千国民党军队，围攻陕南巨匪袁刚的老巢高洞子，迫其投降，并将民愤极大的袁刚与其他几名匪首处死。939年春，国民政府派李延年率部进剿川东土匪，历时半年，剿灭称霸酉阳余年的张绍卿匪帮。但该部撤离不久，张匪部属杨树臣、李老菊、张思曾等股匪又东山再起，为害川湘鄂边界地区，甚至惊动重庆当局，蒋介石怒不可遏，严词质询第六战区长官陈诚，令其全力清剿。94年冬～945年9月，第六战区先后派高瞩东军、罗广文军、朱鼎清部、李士林部对湘鄂川边的土匪进行清剿，激战无数次，才将匪势有所遏止。
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匪患，944年4月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惩治盗匪条例》，共条26项，对犯有盗匪罪者进行严厉惩治，可惜该条例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
长江轮船护航队
历届政府在对土匪进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并不忘记诱捕剿杀的策略，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孙美瑶和手下的几员部将在被改编后仅六个月，就被诱入一个圈套，以未能控制手下土匪、拒绝服从命令为由而处死。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赴雷州半岛剿匪，当时，造甲三匪帮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以徐闻山为据点，要想一举剿灭是不容易的。张发奎便以假招安为计引诱造甲三，造不知是计，率领匪众多人到指定地点沈塘圩接受改编，并在旷地上列队欢迎张发奎的队伍。岂知张部一到，立即把造部匪众包围起来，用机枪、冲锋枪扫射，匪徒纷纷倒下，造甲三当场毙命，幸免而逃脱者寥寥无几。933年，梁公福部再次进剿徐闻山残匪，也是一面搜剿，一面设计引诱。梁公福经过活动，引诱徐闻山残匪2余人接受招安，带回海康县城后，被陈济棠下令全部就地枪决。再如，甘肃匪首马宝，92年月，被河州镇守使赵席设计诱捕，不久送往兰州，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将其枪毙。
2、怀柔安抚
收编土匪为士兵，美其名曰怀柔安抚，此事也屡见不鲜。梁山聚义的宋江就醉心于此，不惜牺牲自己兄弟的性命，也想上朝为官。近代土匪中，相当多的匪首对升官发财充满梦想，这条道路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民谣就是明确的反映。普通的匪徒自知为匪的悲哀和危险，也希望脱离土匪生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被改编成政府军或地方保安部队，衣食不愁，又十分体面，自是非常向往的。而官府自然也希望如此，代价小而匪患平，何乐而不为呢？
比如满清统治时期，奉天将军增琪就于92年收编了纵横一时的张作霖匪部，3多名土匪军装一换，就成为马队二营、步队一哨的正规军，张作霖也由“草莽胡匪”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被招扶后的张作霖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路军阀招抚土匪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可谓比比皆是。如军阀赵杰剿匪不见战绩，就别出心裁进行招匪，“凡能招匪一千以上且在地面扰乱有声名者，授以旅长；三百以上者，为营长。”
悍匪毛思忠拥众万余人，纵横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北洋政府屡次进剿无效，遂进行招抚，将其收编。“中州大侠”王天纵受抚后作了袁世凯政府的北京稽查长，河南匪酋刘镇华招安后出任陕西省省长，著名匪酋张**、老洋人、樊钟秀等都曾被北洋政府招抚过。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收编的土匪更是数目庞大，难以胜计，或利用他们充当**先锋，或改编他们以图抵抗日军等，比如反复无常、作恶多端的河北永年巨匪铁磨头，就于944年2月被汤恩伯部收编，充当走卒。有奶是娘、匪性难驯的沂蒙恶匪刘黑七，曾先后被何应钦、阎锡山、宋哲元、张学良、韩复榘、于学忠等部和日军招安。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为抢掠抗战胜利果买，大肆搜罗收编的土匪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肃清匪患
剿匪英雄杨子荣
二中国肃清匪患
中国成立以后，迅即投入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斗争洪流，切身的革命实践，使**认识到，在土匪活动甚烈的中国乡村，要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无视这批**武装力量的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自身的日益成熟，其具体认识和解决方法也各不相同，而最终以全面军事清剿结束了群魔乱舞的局面，使这一长期危害中国社会肌体的毒瘤得以彻底清除。下面我们试分期加以叙述。
、注重联络、分化打击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对土匪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认为土匪中的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在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因生活不下去而被迫为匪的，有些成员基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只有少部分是烧杀淫掠、为非作歹的劣徒，对他们的破坏性和顽固性则认识不足。**这一时期对土匪所采取的策略是注重联络、分化打击。
人被杀现场
925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三种策略：
1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土匪，予以适当联络；2被地主利用而压迫农民的土匪，一面实行武力对抗，一面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图谋，启发他们反对地主的压迫，回到农民队伍中来；3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训练农民自卫军，进行防御。
政策颁布以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一部分土匪愿与革命合作，有的加入了农会，但这却引起了“农**动是‘**运动’”的攻击。第二种土匪惟利是图，见风使舵，谁出的钱多就为谁卖命。所以不管革命者怎样联络，他们也经常被地主利用来攻打农会。第三种专以农民为敌，更无须多说。这样，他们实际上都阻碍革命的行动，妨害农会的发展。一年以后，**广东区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农**动决议案”，提出“有肃清土匪的必要”。湖南的情况与广东类似。
欢迎剿匪部队
2、合作为主、注重改造时期
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人和进步人士，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在血雨腥风之中，力量大幅削弱的人被迫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边远落后的政治真空地带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而这些地区正是长期以来土匪的栖身之地。同是出身贫苦、被迫反抗，同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相同的境遇使二者的接近具有了可能性，同时，**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土匪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合作为主、注重改造的对匪政策。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说，土匪“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这段论述成为**制定对土匪政策的指导思想。
比如，闽西地区的党组织所采取的对匪政策：
1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坚决解除其武装。
2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和不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3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4……在白色区域则应设法拉拢**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闽西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的工作方面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使许多贫民出身的土匪或投入红军、或参加农会，脱离了反革命阵营和绿林生涯，顽固不化者则由于孤立无援只得流窜他乡，从而瓦解了此地的股匪。
至于井冈山根据地，以王佐、袁文才部队的改造最具典型意义。**、何长工对王、袁等人以礼相待，坦诚相交，传播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终于将一支阶级观念模糊、具有很重的流寇思想、游民习气的绿林队伍，改造为战斗力很强的工农红军。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与土匪的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当时游击队活动的伏牛山区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但由于游击队自身力量很小，不足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队伍，**就派陈香斋深入匪帮，做匪运工作。他讲义气，同土匪拜把兄弟，很快得到土匪的拥护。由于陈香斋的努力，很多土匪知道了是解放穷人的，所以他们不反对，有时还听游击队指挥，不破坏组织起来的群众，不拉游击队活动区域的群众的肉票，如果拉错了，游击队拿信去，他们就放回。这种彼此相安的做法对革命也很有帮助。
其它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改造郭宝珊的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改造从旧日“神团”转化而来的游击队，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当然，**在联合与收编土匪的实践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这种合作受双方实力及当时的生存环境影响较大。收编过来的一些土匪，由于散漫放荡已成习惯，受不了革命队伍中的极端艰苦的生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革命的暂时失败又使他们悲观失望，这样，他们就故态复萌，不时骚扰群众，有的土匪调到前方去就动摇、逃跑、留下祸根。同时，他们身上积聚的**习气，也严重腐蚀革命军队的建设，“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化等。”
3、团结争取、联合抗日时期
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纷纷南逃，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许多地方土匪活动猖獗，各种性质的地方武装蜂拥而起，成为国民党、和日本人争取的目标。
在日军大举进犯、民族危亡在即的情况下，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进行全面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了发动人民战争，进行持久抗日，**对土匪武装的主要政策是争取他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同时逐渐改变他们的性质。比如，晋察冀边区的做法就颇有代表性。聂荣臻对于任何主动要求抗日的“杂色司令”、“主任”，都热情欢迎，但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土匪武装，暂时也不实行武力解决，而是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对他们耐心地说服教育。有时遇到个别人的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拘留，但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后，仍然送他们回部队。这些做法，较好地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武装力量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土匪武装分化明显，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接受了**的抗日主张，加入到八路军行列；有的本性难移，依然烧杀劫掠；有的投入日军的怀抱，作了汉奸走狗；也有的见风使舵，脚踏数只船，明里靠八路军，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为害一方，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对这种武装，八路军当然是坚决歼灭。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的争取与联合土匪武装的政策较为成功，土匪参与抗日阵营比较普遍。如东北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马贼巢穴，自“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土匪、马贼纷纷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组成了约3万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后来多改编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个军中不少于半数的人原先是绿林人物。他们活跃在黑水白山之间，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来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被处决的乱兵。兵乱常常转为匪。
4、武力围剿、肃清镇压时期
抗战结束后，龟缩重庆的国民政府为抢夺胜利果实，大肆搜罗收编各地土匪残余武装，疯狂争夺地盘、袭击人民军队、枪杀干部群众、破坏土地改革和地方民主政权建设。这一时期的土匪已经完全堕落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的帮凶，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必须加以消灭。而且，此时的已经积聚了充分的力量。因此，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对为害后方的土匪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和镇压。
剿匪部队边修桥边渡江进藏
比如，中国为建立稳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从945年底，开始对东北的土匪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清剿，摧毁了国民党策动和利用土匪从事破坏活动的阴谋。对于小股流窜土匪，各军区派出机动部队穷打猛追，连续作战，不给土匪喘息或分散潜伏的机会，同时发动群众，军民合力，进行搜山拉网，反复进剿，加以消灭。据不完全统计，从945年2月～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剿匪作战33次，毙匪.25万余名，伤匪.5万余名，俘匪3.66万多名，降匪.7万多名，共计歼灭土匪武装7.9万余众。曾经横行一时的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张伯钧、刘山东、孙永久、张乐山等匪帮均被消灭。
解放战争后期，全国各地相继解放以后，剿匪肃特成为巩固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许多隐藏下来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分散在农村、湖区，与地主恶霸、封建帮会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他们四出造谣惑众，杀人放火，不断进行破坏捣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针对这种情况，为使肃清匪特工作顺利进行，**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方针，把军事清剿、政治攻势与群众工作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并以政治攻势为重点。总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宽大与镇压正确结合，总的策略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总的方针是：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与地方齐头并进；以外力为主（在初始时期和没有深厚民众基础的地区），外力与本地协同一致，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326页。
剿匪部队进军拉萨
这些方针政策颁布以后，各大军区和各级党政组织立即贯彻执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肃特运动。如热河地区，945年月～94年5月，冀察热辽部队共进行剿匪作战69次，歼灭土匪92人，大股匪患基本肃清。又如湘西地区，949年月～95年月，人民解放军2兵团47军进驻湘西，采取“重点进剿与分散驻剿相结合，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剿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以及“孤立匪首，分化内部，降匪不杀，捉到的惯匪、匪首坚决镇压”等政策，对盘踞湘西的土匪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清剿，歼灭土匪武装计.2万余众，肃清了湘西为害6多年的匪患。再如广西地区，949年2月～952年l2月，广西军区集中4个师，加上地方**团44人，共计2.4万人，对土匪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清剿，历时3年，共歼灭土匪4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以广西为**前哨基地的迷梦。
凉山捕获的土匪
其它各地区也都出动军队，军民联合，对土匪实行清剿镇压。在西北地区，解放军驰骋在茫茫的腾格里沙漠、美丽的天山南北牧场、芦苇丛生的博斯腾湖畔；在东南地区，解放军搜遍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起伏连绵的丘陵山地、河网密布的水乡；在中南、西南地区，解放军追击在莽亘逶迤的大山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充满瘴气蛇虫的热带丛林里，短短的两三年内相继剿灭肃清了各地土匪，根除了千百年来任何政权都无法消灭的匪患。
来源：历史帝国
血与火中的觉醒3： 梨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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