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等在八仙桌上，丰盛地等着皮埃尔的启程时刻到来。♀焉识为了侄子隋齐全地回到他父母怀抱喝了一杯婉喻烧菜用的劣等黄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顺便跟韦叔叔告了别。”到底是对自由民主信赖惯了的孩子，选择了不隐瞒。当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识坦白。
焉识表示可以理解。他赶紧把话题绕开，不想让皮埃尔知道自己对大卫·韦的反感。
“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的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诚实，以及对民主自由奠真信心，已经成形了，而谁又忍心毁掉他的诚实和天真呢？
焉识很高兴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个皮埃尔；他马上要离开上海了。就让他去千差万错地理解他的血缘发源地的种种事物和变化吧，就让他给予这些事物和变化千差万错的喜和怒吧。
皮埃尔离去后不久，解放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向后跑总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弃的建筑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从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国人替**设计和建筑的一座座钢筋水泥工事都崭新地被遗弃。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个礼拜，焉识曾经任教的大学来了个年轻人，找到焉识家里。年轻人姓张，用一口苏北话告诉焉识，一旦上海解放，学校希望焉识立刻能回去继续当教授。姓张的客人比皮埃尔大不了几岁，最多二十四五岁，他不属于焉识认识的那类人；上海社会里，焉识在自己同胞身上预期的那种犹如体臭般淡淡的无耻，在这年轻人身上不存在。焉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成熟，质朴，粗中有细，一身都是新鲜的活力。他说他了解焉识在重庆是怎样失去教职的，又怎样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了两年。等大校被接管后，一切被国民党迫害过的教师学生学校都会还以公正。
上海解放之后的一个礼拜，米价和食品价格渐渐稳定。戴礼帽的鬼祟便衣们不见了，到处都是光明正大、操步过市的解放军。焉识回到学校，开始准备上课。他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朝南的房间，打开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碉野气味。除了一切在变得好起来，似乎一切又都没有变。焉识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条甬道从校门口进来，他必须忙碌地两面点头回礼。陆教授身边的密斯张、密斯李现在变成了小赵、小孙，列宁装和工装裤代替了旗袍，不是“陆教授请客吃杯咖啡吧！”就是“陆教授赏光来吃杯茶吧!”
焉识渐渐得知，解放以后大卫·韦做了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因为他1936年就加入了**。焉识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学以赤色分子嫌疑开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卫·韦到焉识的大学里来过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装，波希米亚式的不修边幅对于大卫·韦已成了过时的时尚。他看见焉识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识仍然尽可能地西服笔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条丝围巾代替了领带。大卫的眼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皮埃尔对于民主自由的信赖似乎也传染了焉识：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跟谁交往，并且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大卫却叫住焉识。“你现在怎么看**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焉识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分子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她坏话。焉识问他，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的坏话。大卫请焉识不要假装失忆，因为作为他的老校友知道陆焉识是一台记忆机器。焉识觉得这样好的初秋，站在校园里跟这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争论是多方面的浪费，便告辞了大卫·韦。大卫·韦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他总会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纠缠的时候，把你进一步纠缠进去。他说刚才他对焉识的指控是否认不掉的，因为这是他的侄子亲口告诉他的。大卫·韦的人品就差劲在此：他会马上把第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纠缠进来，作为情报提供者，或者证人，并且也一定会把缺席证人的证词歪曲篡改。
“皮埃尔不会说的。”焉识用英文说。
“他为什么不会说？他和你貌合神离。跟我谈得很深，我们之间达到的真诚程度，跟像你这样的虚伪的布尔乔亚一辈子都达不到。”
“那祝贺你。”
焉识不想再继续给大卫机会挑拨他和皮埃尔的关系，再次告辞。
“所以你对**的不满，我完全清楚。”大卫·韦还纠缠不放。
焉识怕一辈子没打过人的自己熬不过了，会在大卫·韦身上破一次纪录。所以他对大卫说：“行，就算我说了，你想怎么样呢？”
到了响，学校考试的季节来了。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自问自答：能不能放手让反感**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文章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手是谁的。考试后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识没有时间给报纸写文章答辩，就抽了一个晚上给大卫·韦写了一封信，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说他越来越理解仏怡。他知道老几的背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等等，因此话题往往宏大抽象，不着边际。
老几蹲在那里，全身往下使劲，非常痛苦地吭哧出一两声赞同。他此刻只能赞同，否则还要费口舌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那就更要分散注意力。姓胡的“头目”终于结束了宏论，大概也是腿蹲麻了，离开了厕所。此刻犯人们都吃完了午饭，三三两两地进了厕所。老几心想，他现在对生活没有什么高标准，就是想要个清静的地方解手。
午饭后是政治学习，一般不会太认真清点人数，老几可以晚一点参加学习；他决定这一回一定要蹲到底，蹲出成果。厕所终于又清静了，外面的鸟啼和里面苍蝇的嗡嗡都能听得见。“成果”快要出来了。老几一再集中精力。但“成果”出来一小半，却停止了，怎么挤压，它也不向前进展。老几发现厕所窗下有一截树枝，他蹲着挪下茅坑胆阶，又蹲着往那个窗口挪动。在大饥荒时代，树枝很不好找，它是犯人们解手的重要工具。那时候大家吃油菜秸磨成的粉，从肚子里出来的都是块垒，要靠树枝往外掏。老几捡起那根树枝，又蹲着一步步挪上茅坑胆阶，跨蹲在坑上，大大地喘出一口气。邓指在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多大的恩惠；人总是在恩惠失去时意识到恩惠曾经的眷顾。
自从死了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大队书记，邓指又把老几叫到自己家里。他告诉老几，正因为他听说保卫科的河北保卫干事要报复老几，他才想办法把老几调到自己的分场来的。但是他肯定要受到降级处分，离开这个分场。假如河北干事的报复心还在，老几的危险又会回来。邓指给老几的忠告是：人家用一个人的气力改造，老几要用三个人的气力，争取不给寻求报复的人抓住任何把柄。
老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又分散了，他马上要自己不去想邓指。
也许政治学习的读报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进行到讨论阶段了。老几急得脊背上爬了一窝蚂蚁似的，刺挠难忍，但他还是让自己尽量不去理睬它，集中精力，把做了一大半的大事情完成。一个人的脚步声踏踏跑来，一面叫喊：“老几！老几！……掉茅坑了？！”
老几只得应了一声。
“中队长问你，是想躲政治学习，还是又想逃跑啊？！”那人的吼叫从窗口传进来。
“我……我就是解、解、解手啊！”老几心想，中队长猜测什么也别往他跑上猜。
“解手解了一小时？！”那人说。
老几心想，错了，是一个多小时。
“刚才大伙儿都看见你吃午饭就跑进厕所了！中队长让你立刻回去！”
老几叫他先回去，自己立刻跟上。他还不想徒劳一场，那种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的感觉实在不是人受的。那人说是中队长派他来捉拿他老几的，不带着老几回去他自己也要挨罚。老几两眼昏黑地慢慢站起。一个多小时集中的精力，耗费靛力，统统白费：还是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
其实中队长叫老几回去是让他替中队写一版壁报的。每隔两礼拜就要换一次新壁报，这也是邓指建立的分场传统。一般的壁报由犯人自己写，或者各个大组指定犯人写。内容无非是读了“毛选”哪一段，认识到自己多么混蛋不是人。老几是分场壁报的主编、编辑、校对员加印刷工——一篇篇文章最后都是由他用毛笔统一抄写到纸上。一旦重要的参观团来参观，所有稿子几乎要让老几重新写。学习了这么多年的报纸词汇，老几脑子里有一本报纸词典，什么时代讴歌什么，憎恨什么，批判什么，他都不会弄错。一个重要参观团要来了，壁报要彻底更新，犯人们写的文章里不合眼下时尚的词汇都要由老几更换。这一点中队长非常重视，也因为此他对老几在厕所里磨了一个小时的洋工眼开眼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国参观团，中央和省里都派人跟着来的，你给我好好办这期壁报！”渔业中队的李队长把一卷彩色蜡光纸放在老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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