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指死了以后，老几还记得自己坐在那个小方桌边，吃着邓指媳妇做的凉拌黄瓜、干煎湟鱼。♀邓指福气不浅，有个厨艺不错的媳妇。那个小方桌是某个犯人木匠的手艺，精致朴素，木料是一般的杉木。那顿晚饭两个男人都没再说话，都在听着屋里的哭声。哭声渐渐停息。邓指从凳子上站起，进了屋。
老几从邓指家回到号子里，想到男人对女人的爱也是一场病。各种病状都是爱。邓指有点好东西都让他媳妇挂上、戴上；她所能得到的好东西是他的爱，拔出手枪也是他的爱。
老几目前对婉喻的爱是什么呢？他想了好几夜，终于想出来了。他的爱应该是一张离婚协议书。他的刑基本加到头了，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指控就可以把他的刑加到极致。他希望自己被冠有最终罪名毙掉时，他和婉喻不再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因而他对婉喻和孩子们的连累就被降低到最低程度。婉喻一定会理解，这是他在爱她，爱孩子们；这是他对他们生活唯一的福利提供。这一想，他觉得自己简直混账，这么多年来，怎么刚想到这么一种爱的表达方式？！
第二天，他利用抄写报表在中队办公室里磨洋工，等着邓指来视察工作。邓指每天骑马到各中队跑一圈。
邓指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他一见老几就露出一点恼羞成怒的脸色：老几参演了他家的一场好戏。老几跟他谈起自己的离婚计划。邓指狐疑地盯着他。老几是这么解释的：离婚是为了婉喻有个安全清净的晚年。邓指想了一刻，点点头，认为老几是对的。一个不能提供全家吃穿的丈夫，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丈夫。
美好离婚
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停跳。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只差她的签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她刚从家里走到弄堂口，准备去买自由市场收市之前的便宜蔬菜。去年底退休的婉喻，工资比过去少了一半，她在任何花销上都争取省回一半的钱来。传呼电话间的老头儿已经去世，接替他工作的是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孙子。小青年冲婉喻叫了一声：“冯家姆妈，××××信箱有信来！”
婉喻从快要拐弯的地方折回，解放脚步伐飞快，她怕小青年再叫出第二声“××××信箱有信！”全弄堂里的人都知道冯家姆妈跟那个神秘的“××××信箱”有着羞于提起的紧密关联。因为这个关联，冯家姆妈几十年走在光天化日下也像走在人家的矮檐下。
婉喻拿着信赶紧往回走，买便宜蔬菜就没那么要紧了。她以最快的速度上楼、开门，为自己找好座位。信的厚度让她猜想它的内容，是不是又寄来了剪报。刚坐下她想起还没有拿拆信的刀，又站起身。她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把陆家祖传的拆信银刀，刀柄包了一层纯金。焉识最后一封信是一年前的一个星期日到达的。那个星期日冯子烨两口子带着孩子们来吃饭，看到父亲的信里夹了一份《自新日报》，上面登了张陆焉识在大群犯人面前演讲的照片。子烨看一眼母亲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他说：“姆妈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想想；‘四清’运动单位里那么多人的眼睛就盯牢我，不跟老头子来往都讲不清楚，不要说还跟他一封信去一封信来的。这个老头子逃跑的时候只图自己痛快，想到姆妈你吗？想到我们小辈吗？这么自私的人，你还要跟他拎不清！”
婉喻说：“我又没打算回信。”
子烨还想说什么，他老婆给了他一个眼色，下巴向小女儿微妙一歪。子烨把话咽了回去。
当时我五岁。我母亲怀疑我在偷听我父亲冯子烨和我祖母蹈话，因为她观察了好几次，只要这类议论一发生，我就停下一切响动和动作。五岁的我确实觉得这种议论奇怪，爸爸和恩之间的长幼关系颠倒了；爸爸对恩那种老三老四的口吻让我疑惑和害怕。
那一次婉喻答应了儿子，一定为他的政治前途负责，不再给陆焉识写信。
冯丹珏看了父亲登在报纸上的照片说：“姆妈，爸爸这么老了，卖相还可以哦？你跟爸爸感情老好的吧？”
丹珏这样说时带一点调皮的浪漫，还有羡慕。丹珏注意的是她缺少的东西。她几次断言，父亲一定是为了母亲做逃犯的。他以为新社会还跟旧社会一样，暗藏在一个地方没有警察查户口，没有居委会阿婆的侦探，他可以在暗中跟妻子白头偕老。假如有个为她冯丹珏冒生命危险逃出监狱的男人，她一辈子也算没白活。
此刻婉喻在转弯即撞墙的小空间里转，就是找不到那把拆信的刀，两脚都转酸了。这么多年因陋就简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她拆信的习惯。尤其拆焉识的信。他到美国读书，每封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恩娘的名字，有时候恩娘要奖赏一下婉喻，把那把精巧至极的银刀递给婉喻，让她拆开信封。
实在找不到刀了，婉喻回到椅子上。她觉得这把刀的突然失踪是个幽暗的兆头。她摸着信的厚度；它超常的厚度让她破了多年的例，用手把信封的封口撕开。她小心地在角落上撕了个小洞，将小指头伸进去，想让细长的小指起到那把银刀的作用，但信封的纸太劣，纸又干燥，她的小指刚一动，一道裂纹斜着从一个角扯到另一个角。这是个完全黑暗的兆头。
紧接着从信封里落出一张公文纸，不用打开婉喻就看见了洇到纸背面的红色印油。一个公章。
公文是离婚协议书，上面有一个领导的签字，还有陆焉识的签名。唯一的空缺是留给冯婉喻的。随同公文，夹了张信纸，密密麻麻的都是焉识最后一次作为婉喻的丈夫给她的关照。不要太辛苦了，早点退休，儿子女儿都大了，到了“乌鸟反哺”的时候了。他留下的书都是好书，很多是他祖父那一代收藏的古书，留给孩子们将来是一笔精神和物质财富。抚养和教养孩子们，婉喻付出的比他这个父亲大得多。关于离婚的理由，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婉喻打了电话给子烨。丹珏那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接到电话说一时回不来。八点钟左右，子烨又下楼去打传呼给丹珏，这次没有遮掩说家里有重要事情等她回来商量，而是直接说了这件重要事情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寄来了，姆妈签好字要寄回去，老头子跟阿拉就没关系了。就这桩事情，你要是回不来，就忙你的好了。”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传呼间的小青年明天就会把消息传呼给里弄里的每一家人。至少是来用传呼电话的每一个人。所以明天居委会阿婆、阿姨们都会知道七号三楼的冯婉喻从此跟她们平等，不再是随时听她们传唤的敌属、运动一来就被她们以风凉话教育的女人，而是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中国公民。
听到她哥哥这番话，我小孃孃倒立刻放下没做完的实验，叫她学生替她等结果，赶紧骑脚踏车回到家。在黑暗的过道里她气喘吁吁地开始问：“姆妈，到底哪能一桩事体？”
婉喻从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这一张公文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丹珏进了门，紧张地看母亲的脸，想看她是否哭过。发现母亲没有哭过，她不知该担忧还是该欣慰。
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他一个人无期，全家人都跟着无期，在单位里做人肠子都不敢伸直。现在是新社会，儿女不图继承父母的财产，至少不该让他们继承政治债务，并且是无期还清的债务。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就该跟他离婚。
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兄妹俩吵得邻居开始敲墙壁了，婉喻打了个手势，叫他们都安静。
“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兄妹俩都不响了。
婉喻拿出笔，笔尖对准给她的名字留下的空当悬着，握笔的手害起恩娘的晚期帕金森来。她只好把笔放下。子烨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一见儿子站起，婉喻往后一缩，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她流眼泪的风格跟恩娘也是一脉相承，到底都姓冯。丹珏让母亲的眼泪感染了，跟着流眼泪。
“好了好了，那就不签名，不离婚！”丹珏哽咽。
哥哥说妹妹，原则有没有？！离婚当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哭哭也是正常的，怎么可以一哭就改变原则呢？
妹妹警告哥哥，他再逼母亲一句，她一辈子不会再认他。
兄妹俩人又要引来邻居敲墙壁了。婉喻就像吞服毒药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
那封签了三人名字的协议书被装进信封，又由冯子烨写了地址，当子烨提出明天上班的路上顺便把信投递到邮局时，婉喻谢了他，她明天一早就去寄。子烨怀疑母亲会做手脚，把签好的名字涂掉，或干脆另写一封信，告诉父亲，这个离婚协议她不合作。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我祖母冯婉喻属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代女人。但他不知道我祖母对我祖父是什么样的感情，几十年一直对他倾倒，关在监狱里的老无期陆焉识仍被冯婉喻看成宝贝。
那个夜晚婉喻幽灵似的在屋子里散步。很小的空间走了一会就把她转晕了。她哪里都转，就是不挨近八仙桌，因为桌子上摆着那个装进了信封的离婚协议书。她怕惊醒睡在那间被称为卧室的前厨房里的丹珏，幽灵一样无声地拧开门，来到楼梯间。丹珏每天必须把脚踏车从一楼扛上三楼，今天她的皮包都忘了从车上拿下来。婉喻从货架上拿下皮包，皮包底朝上倒出了里面的东西。婉喻看到地上是一个笔记本，几根口香糖，还有一盒烟。她从来不知道丹珏抽烟。丹珏嚼口香糖就是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她抽烟。丹珏是因为种种不顺心抽烟的？一定是。就像她喝酒。
我祖母对于我小孃孃冯丹珏的了解往往要靠这种意外发现。几年前她发现一只老鼠逃进丹珏的卧室，就把丹珏单人床下的东西都拖出来，但老鼠没有找到，找到了一只装满酒瓶的纸板箱。都是清一色的“樱桃白兰地”酒瓶，一共有三十五个。丹珏太忙，不然不会积累了那么多瓶子还不去废品收购站卖掉。也许她人前是卓越的生物学者，人后做没出息的酒鬼，这一点让她无法面对，藏起酒瓶就像鸵鸟把脸面扎进沙堆。做母亲的婉喻拿着半盒前门牌香烟，在楼梯间站了好久。
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
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但埋藏了一个暗示在平淡的句子里：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
二十岁的鱼
我祖父给妻子婉喻和儿女们、孙儿女们的最后一点贡献做完了。他可以放心地接受任何突如其来的一枪了。他随着一个捕鱼中队驻扎到离青海湖三里的地方，每个无眠之夜都给婉喻盲写书信体随笔。既然跟婉喻和孩子们此生相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他的书信体随笔越来越像给妻子的忏悔。把它们润色到完全满意之后，他计划用存下的钱买稿纸，把盲写了几年的文章落实到纸上。他觉得自己和邓指的交情足够让邓指帮他在死后把稿子转交婉喻。
每个白天，老几跟捕鱼队的犯人们一块到湖边，跟渔船出港。冬天就不用船了，在冰上凿开一个洞，湟鱼会跳到冰面上。犯人们难得开怀大笑，而这就是他们大笑的时候。他们边笑边到处扑腾，企图按住滑溜溜的大鱼小鱼。有的鱼可以跳到人头的高度，自己把自己摔个半死。犯人们像一群冰球运动员，你挤开我，我撞倒你，翻腾兵的鱼就是他们拼抢的球，玩得跟鱼一样冻成一根根冰棍。有时湖边站着一群藏人，沉默地看着这群穿黑衣服的汉人玩捉鱼游戏，渐渐都聚到装鱼的大筐子旁边，每人手里都出现了五块或一块的钞票，孩子们肮脏的手心捧着糌粑面。他们拿钱买或拿糌粑换筐子里活着的鱼。一条二斤重的鱼，从一个藏族老头手里换了十元钱。带工的管教干部做主，把那天打的鱼都卖给了藏人，打算以卖鱼的钱去农业中队换粮，到牧业中队换肉，改善改善吃鱼吃倒了的胃口。藏人把几筐鱼抬到冰窟窿边上，低沉的诵经声升起来。随着诵经，一条条鱼渐次被放回水里。
犯人们在五十米以外袖手观望：可惜没人花钱把他们买下放生。
半个小时了，藏人们还是念念有词地围着冰窟窿低吟高唱。
囚犯们相互看看，开始怀疑他们不是在诵经，而是在诅咒；黑鸦鸦地跑到他们地界上来的汉人都是魔鬼，他们真正的罪孽是吃完了高寿的鱼，又来吃年轻少壮的鱼，甚至连幼年童稚的鱼娃子都吃。
这两年冰窟窿越凿越大，却捞不出几条鱼来。♀于是就用**炸。藏人们远远地注视，大鱼小鱼的尸首银白一片。低沉的唱诵和过去不一样，不止诅咒，还有对鱼的超度。
统计员老几不敢看那些藏人。死去的鱼被铁锨铲进筐子，抬到磅秤上过磅。这些一年才一岁、一岁才添一两肉的鱼让人给吃得差不多了，极少碰到跟他的囚龄一样长的二十岁的鱼了。
藏人们低着头慢慢走开了。老几开始统计鱼的产量。他想，鱼们长一两肉，他就会认识一批新来的犯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几年了，年年都有各种称号的犯人出现，有的称号老几熟悉，比如“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有的称号说起来绕嘴饶舌，很长的一串字眼，让老几觉得新鲜，比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路线爪牙”等等。他们来了后，鱼的产量下降得更快。
接下去，犯人的称号越来越长，越来越绕口，到了有种叫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犯人来到捕鱼中队的那年，湖面上的冰凿开好几个洞都捞不出多少鱼来了。
邓指气急败坏地来到现场，被凿出裂纹的冰层在他急促的翻毛皮鞋下面咯吱咯吱地响。
邓指三年前升任了这个分场的政委。他还穿着当七大队六中队指导员穿的破旧军装，披着蹭满黑油泥的将校呢大衣，但他成了另一个人，不是沉默就是暴躁。自从邓指差点毙了老几的那个响傍晚，老几又去过邓指家几次。在家的邓指也是另一个男人，不再用那种嫌弃在外、疼爱在内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媳妇；现在他看着女人进进出出，就像看着一个人形大疑团，眼睛明明白白告诉别人事情不算完。邓指的脸被青海湖的风和湖面上但阳晒得越发黑暗，越发像非洲友人，浓厚的头发却突然在头顶秃了一大片。“文革”中来的犯人有一些大知识分子，议论邓指的脱发是神经系统紊乱造成的，而神经系统非常神秘，有时候内蝎紧张、太抑郁，都会导致紊乱，所以民间把这种脱发叫成“鬼剃头”。老几觉得，是邓指心里一直没有消解的大疑团剃了他的头。
有一天邓指叫老几到他家去，辅导他小儿子的初级英文，晚上他送老几上马车的时候说，他希望稍微聪明点的小儿子远走高飞，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城市去，将来到亚非拉国家去。他不愿小儿子长大后跟他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一样，继续留在大草漠上生活。颖花嫁的丈夫还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大儿子眼看也要高中毕业，也会留在劳改农场工作。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以后都跟他们母亲一样，无期地伴随这样或那样的犯人过完一生。小儿子不离开这里，没有好女人会跟他，最终也会跟他爹一样，找个他妈这样的女人。老几不敢插话，不知他这一番顿悟跟他突然脱发有没有关系。
快走到马车跟前了，邓指拍拍老几的肩膀，感叹老几的好心眼，宁愿自己给毙了都不愿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受苦。老几不知该否认还是该承认。邓指心里什么都有数，连他老几不是个结巴，他都清楚。一个健全人伪装残疾，伪装二十年，邓指尊重这样的意志和毅力。他把老几简直看成了小说《红岩》里装疯的华子良，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男人才有的意志和毅力。
“你还记得俺俩说的那些话不？我说女人明着跟你闹比暗着闹好得多？”邓指问道。
老几当然记得。但是他不想搅和邓指的私事。“不记得了。老了。”老几礼貌地说。
“你现在也挺好，没有女人烦心。”邓指说，尝尽苦头的那种玩世不恭。
老几说他给自己的妻子冯婉喻写了一本书信体的书，将来从脑子里誊抄下来，请邓指帮他寄给冯婉喻。邓指愣了一会，说他先看看，如果内容没有大碍，这个忙他是会帮的。老几又说，这一辈子想跟妻子说的话都在那本书里了。邓指意识到老几在进行临终相托。
“操，老东西你想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好好改造，争取宽大，说不定还有见她的一天。见了她，你自己把书给她呗。”邓指说道，用训斥的口气来给予老几安慰。
正是那次谈话之后，邓指就得了“鬼剃头”。老几听说他中药西药都用了，非但没有止住“鬼”继续给他“剃头”，而且剃得越来越光溜，有时候光溜的地方长出头发来，有头发的地方又光溜了。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是个农村的大队书记，在犯人里常常炫耀他跟女知识青年的亲热经历，炫耀那些女学生有多么嫩、多么细，怎样在头一次“见红”。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邓指耳朵里，他指使捕鱼中队的一个干部把大队书记用纸铐铐了三天。
这天邓指来到结冰的湖上，蹲在冰窟窿边上观察湖水里的动静。他一侧脸，突然发现自己旁边就是那个大队书记。
“一边儿去！”邓指不是对人说话，是呵斥一条狗。
大队书记脸皮够厚，对邓指说：“我是看政委您蹲的这个地方危险，听着冰在你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呢！”
邓指一下子蹿起来。他心里窝了多少不痛快，积存了多少疑团，现在可找到了发泄口。“你跟谁说话呢？！你以为你是个人，能跟我说上话了？……要我是你，冲一个冰窟窿就扎下去！”他一步步逼上去，手伸到腰间。
谁都明白一个干部把手伸到腰间去干什么。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给吓坏了，两脚打着滑地跑开，一边跑脸一边扭过来看邓指是不是还在逼近，或者手从腰间是否掏出枪来了。这样他什么都顾上了，就是没顾上脚下。冰层还薄，给凿开的冰窟窿带出的大裂纹在大队书记脚下彻底裂开，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他掉进了洞里。大队书记发出一声“啊呀”人就不见了。
犯人们转过头来看邓指。邓指却一动不动。过了一分钟，邓指才说：“操，你们发什么呆？还不快捞人！”
犯人们问怎么捞，邓指说打捞了这么多年的鱼了，倒问他怎么捞人？他是政委，主管文件传达，落实文件精神。他挥挥手，叫大家快捞吧、快捞吧，口气随便，似乎在一汤盆面条前谦让，让其他人先捞面条。
老几和另外两个犯人找来一根粗麻绳。绳子上结满冰，非常的滑，几乎握不住。绳子的一头系了一个铁皮桶，被放进冰窟窿。过了四五分钟，桶还是没有被大队书记抓住。有的犯人说，这么冷的水，弄不好已经死个球了。另外一个犯人说，个人体质不一样，这小子跟铁蛋儿似的，经得住冻。第三个犯人说那还是五分钟就冻死比较好，十分钟也是个冻死，多遭罪。
邓指点着烟，一边抽一边看。突然，离人们打捞的那个冰窟窿五十米的一个冰窟窿里蹿出一个脑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大家一看，说没错，这小子确实是个铁蛋儿，且冻一会儿才死得了。人们拿着绳子往那个冰窟窿冲去。大队书记等不及了，一个劲扒着冰窟窿的边沿往外爬。但每一次都失败，扒碎几块冰，又落回冰水里。
犯人们把大队书记打捞上来以后，他基本没有知觉了。湖边离监号还有三公里，邓指说搬回去肯定没得救。大家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衣服，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谁也不知道正确的人工呼吸该怎样做，你来按按，我来按按，眼看大队书记的皮肉越来越青，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器具越缩越小，都要缩到他毛茸茸的小腹里去了。
有人说也许他没有喝多少湖水，只是冻着了，暖一暖说不定能过来。几件棉衣裹在他身上。一小时过去，铁蛋儿似的大队书记真的硬成了一大块铁。
号子里那天晚上的话题自然是掉进冰窟窿的大队书记。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送进来的“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分析这将要成为一个案子，因为大队书记的死跟邓政委掏枪有关。老几知道，“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对邓指怀恨在心，因为邓指打趣过他，说犯法也犯得那么没出息，连“反革命”那种王法都不敢犯，去盗窃人家打劫来的东西！另一个犯人是“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他的分析是邓政委在政治上有靠山，不然不会爬那么快，所以靠山会替他顶住。犯人们都参与了讨论：邓政委没有掏出枪来呀！还用掏出来？谁不知道他在掏枪啊？！那掏出枪来和没掏出来在法律上就不是一回事！……
老几希望邓指确实有一座不可视的大靠山，这样无论他有没有掏枪的意图都不会在法律上跟他算账。否则邓指给撤了职，谁替他老几转交书稿给婉喻呢？
忏悔
其实我祖父陆焉识想过要把他在美国和在重庆的两段情史告诉妻子。那是他在弟弟陆焉得的启发鼓励下生发的冲动。
1947年恩娘去世后，弟弟陆焉得一家赴上海奔丧结束，要离去的前夕，焉得别有意味地要哥哥珍惜嫂子。他觉察出了焉识对婉喻的忽略和淡泊。弟弟说，假如哥哥有过出轨行为，应该跟婉喻谈开，否则这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全身心地爱婉喻。
“我是心理学博士，”得不到行医执照的弟弟此刻真成了个医生，毫无个人色彩地给予哥哥关怀，“你自己的心理障碍从你有了那个美国女友就开始存在。你不是那种可以跟这类心理障碍共存的人。你了解自己吗？女人也是不同的，有的女人不能接受彻底的诚实，有的女人会感激这种诚实。我认为我们都很幸运，妻子都属于后者。你要有点勇气。”
弟弟回到比利时后，写来的第一封信除了仔细问了儿子皮埃尔的情况，就是问哥哥有没有郑重考虑过他的建议。
焉识非常郑重地考虑了弟弟的诊断和建议。他不是不具备彻底诚实的勇气，而是他不具备这种彻底的诚实。至少在弟弟离去后的那一两年里，他不具备。一次他几乎铆足劲了，到临头还是觉得算了。那次他陪婉喻去做衣服，一块米色的海虎绒是弟媳妇送的，顺便送了一本法国时装画报，让婉喻照着欧洲当年流行的式样做一件大衣。
他们雇了一部差头，座位很小，两人被迫亲密无间。他觉得话可以在这时候开始。这时候开始最漫不经心，因此不会把婉喻吓着。他刚要开口，把话头往那边牵，婉喻却说：“你怎么待我这么好？”焉识吞了一口空气，连同那个开场白。天下真有这么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妆，话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识不会单独陪她出来做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识才跟她一样吃苦，在同一个房顶下做梁山伯、祝英台。婉喻的美好误解使焉识本来就不充足的诚实更加短缺。
一连几天，他都在想，也许弟弟对他的性格诊断是误诊，他足够无耻厚颜，可以和心理障碍共存，在婚姻中蒙混到底。也许这诊断是彻头彻尾的谬误，他压根就没有心理障碍：为了把一场无爱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须在外浪荡，以此来平衡自己。
弟弟陆焉得带走了焉识的大女儿丹琼，留下大儿子皮埃尔。与丹琼厌恶自己种族的发源地相反，皮埃尔对一切中国的东西都充满眷恋和梦幻。焉得把丹琼带到比利时不久，丹琼考取了牛津大学文学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尔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天，焉识跟学校里的高中学生和一些老师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看到皮埃尔在另一个游行队伍里，拿着照相机东照西照。他把皮埃尔拉出示威队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为了干这个，做大伯的他会立刻送他回比利时。皮埃尔说没关系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他们家里一切都是公开的，自由的。说完他跟大伯伯扬扬手，跟着队伍跑了。
晚上皮埃尔一脸血地回到家，护送人竟然是大卫·韦。皮埃尔还是乐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卫唱《国际歌》。婉喻给皮埃尔上药水的时候，大卫指着皮埃尔说：“你有个好侄子！是我们的人！有理想！不像阁下你！”
当天晚上，焉识到邮局给弟弟拍了个电报，告诉弟弟立刻命令皮埃尔回比利时。电报上他不便说理由，只说上海太乱，怕孩子出危险。第二天，弟弟从比利时打电报来，叫皮埃尔立刻搭船或火车——取决于哪个更快——回欧洲去。皮埃尔一看电报就明白是大伯伯出卖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调，一会儿法文一会儿英文，**啊自由啊，辩论得焉识插不上嘴。十九岁的他难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结交他想结交的人，从事他想从事的活动吗？对于皮埃尔，上海正发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实现。他说如果大伯伯不欢迎他住在家里，他可以搬出去住。焉识问他是不是大卫·韦欢迎他，他给了焉识倔强反叛的一眼，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发现皮埃尔不见了，陆子烨也不见了。焉识判断表兄弟俩又卷到什么请愿运动里去了。焉识去学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在一些地势低的马路边沿积存着，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纸旗子。血迹倒是都在夜里被清除了，只有很少几处遗漏。晚上子烨回来了，皮埃尔却没有回来。从子烨那里才知道，皮埃尔夜里就走了。
从此皮埃尔再也没有回过陆家。焉识到大卫·韦的大学，质问他把皮埃尔撺掇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卫还是感叹，说焉识有个好侄子，情操高尚，理想宏大，到底生长的地方离马克思恩格斯比较近。从来不光火的焉识这时提高了嗓音，让大卫最好马上把皮埃尔带回陆家，不然他会去警察局告发他。
“你去告好了。提篮桥、龙华监狱里关的都是高尚的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要想与人民为敌，就去告发我。”大卫陶醉在一种壮烈的情绪中。
焉识问，谁给他权利让他代表人民的？人民又是谁？
“啥人给我的权利，你看着好了，很快就会看到了。”大卫的脸上有一种残酷的诗意。
焉识已经跟弟弟焉得打了好几个电报，汇报他寻找皮埃尔的徒劳经过。在夜里他总是被警车的尖啸惊醒。天冷下来，警车夜里出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也许皮埃尔已经被捕。地下**的传单上说，龙华那边国民党在抓紧时间枪毙政治犯。焉识在一天的半夜被警车惊醒后对婉喻说：“我对不起焉得。”
1948年2月的傍晚，焉识刚走出教务长办公室，就看见大卫·韦迎面走来，脚步不太稳，脸色在傍晚的幽暗中白里透青。焉识刹住脚步，请他立刻出去。大卫跟他说他需要帮助，刚才在路上走，肚子疼痛得差点昏倒。焉识犹豫了，反身打开办公室的门，让大卫进去。这时他听见老太太校长在跟某人叫嚷：“请你出去！……立刻出去！”
焉识撩开窗帘一看，见老太太双臂伸开，堵在大门口。大门只开了一扇，老太太胖墩墩的把所有空隙堵得严严实实，所以从焉识的角度看不见门外的情景，也看不出老太太面对的是什么。
焉识看着大卫·韦：“他们是来抓你的吗？”
大卫不说话，挪开了他握在长衫中间的手，焉识这才看见他的衣服下藏了一包东西：装在布包袱里油印的《〈新华日报〉摘选》。焉识抱着报纸，在办公室打转。他从来没有发觉自己的办公室这么小，又这么缺乏家具。他掀起沙发垫，将报纸塞进去，又把沙发垫放回，可怎么看沙发垫都不平整。他把一本书放在大卫面前，推开办公室的门，又让弹簧锁轻轻撞上。
焉识刚走到门口，就听见老太太一声呼救；她被一个戴礼帽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的男人推倒在地上。焉识赶紧扶起老太太，对她说，他们要检查就让他们检查好了。看着两个特务往学校里跑，焉识叫道，请不要到楼上，否则会吓着上晚自习的孩子们！两个特务一听，立刻兵分两路，从南、北两边的楼梯包抄上楼去了。焉识松了一口气。
他扶起老太太，还没有考虑好下一步怎么办，大卫·韦却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老太太一见他，质问的灰蓝眼睛马上看着焉识。焉识顾不上老太太光火，问大卫怎么可以这时候就跑出来，校门外一定有留守地务。
大卫两眼发直地向门口跑去。焉识觉得，自己的话大卫根本就没有听见，他太慌张了。焉识把老太太搀扶到校长办公室，她拿出血压计，开始给自己量血压，焉识要帮她，她推开他的手。她的脸恢复了老修女的淡泊和局外，谢谢焉识对她的救护，现在请他立刻离开学校，不然学校会被特务封门的。
焉识觉得没有什么可为自己争辩的，轻轻退出老太太的办公室，一面听着老太太说：“今天是十四号，你工资就算到月底吧。”
老太太拿一句礼貌的话和宽厚的待遇侮辱他。
焉识站在门口想，有时西方人的客气话比骂人还难听。他也同样礼貌地骂回去：“好啊。谢谢。”
出了校门，焉识看见大卫被四个戴礼帽的人扭着，往一辆警车走去。警车大半个车身藏在盟军轰炸后还没整理的烂楼后面，一副特务相。大卫不停地争拗、辩解，终于到碎瓦烂砖后面不见了。
丢了教务长的二十多斤大米——一年半以前还是三十多斤，焉识在报纸广告上找教书差事。弟弟焉得留下了一些法郎，又因为皮埃尔住在哥哥家，按月给他们寄钱算作皮埃尔的食宿费，所以陆家一时还没有发生经济恐慌。婉喻一个礼拜去一次银行，把法郎兑换成现钞。她已经成了个小恩娘，样样东西都可以省了又省，总是叫焉识别急，家里不缺他二十多斤大米的薪水，梅干菜红烧肉吃不起，猪油蒸梅干菜有得吃呢！吃一年两年没问题。一天焉识在一个大学校刊上读到一篇文章，从文章的角度到文笔，都很像大卫·韦的风格。他给那个校刊打了电话，校刊主笔很警惕，请焉识留下电话号码，他会告诉作者。焉识把自己名字告诉了主笔，说他没有电话了，因为工作被敲掉了。
大卫·韦在一个多礼拜后突然出现在陆焉识面前，多日吃不好睡不好的样子。但是已经很有历代的各国革命者的模样，机警，多疑，胸中无小事，目光深邃而抽象。开门的是婉喻，大卫说他不进来了，请焉识出去一下。焉识和他走到上海夜晚的马路上，刚要大发牢骚，大卫·韦突然揪住焉识的围脖。
“是你告发我的！”大卫·韦用英文说。
焉识愣了一下，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像真实的，像个噩梦。他用曾经打板球、打马球、打篮球的臂膀推开了他，一面用英文说：“我现在就去告发你，否则我白白丢掉一份薪水！”
大卫的眼镜被一个趔趄颠到了腮帮上。大卫总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总在为着什么或或激动或陶醉或愤怒，因此脸上总带一层油汗，无论多么吃不起油荤。焉识觉得为丢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够上流，继续用英文说：“你欺瞒我，躲进我们学校，让一个无辜的老太太差一点出生命危险。革命我不反对，但是革命者认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钱，碰到性命攸关的时候就拿百姓牺牲，我不能跟这样的革命者来往。”
焉识说着，掉过身往家走。大卫追上他，叫焉识别抵赖。焉识告诉大卫，从现在起，就算他们俩从来不认识，请大卫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生活里，否则他就真的去报警。
大卫对着焉识离去的背影说，等一等。焉识才不“等一等”。大卫小跑跟上来，启示录一般地用英文说：“不站到革命一边来是会完蛋的。全中国要解放了，国民党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国民党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会少一点特务，多一点理性和法律。”焉识说。
三个月后，南京解放前夕，皮埃尔回来了。焉识是请比利时大使馆去上海各个监狱查询，无论皮埃尔是否活着，总该弄清个去向。被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起航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上午，焉识写完一段文章从书房里出来，见皮埃尔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齐齐，人却不见了。婉喻告诉他，皮埃尔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作为纪念品送给同学。午饭之前皮埃尔回到家，却两手空空，焉识明白，他早上是打着买纪念品的幌子出去办另一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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