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6 法制观念
李陵兵败的地方离边塞只有一百多里，边塞将领马上向朝廷报告。 武帝原本希望李陵能够拼死作战，还召来他的母亲和妻儿，让相面者观看，但相面者宣称没有发现有死丧的征兆。这时败讯传来，武帝食不甘味，无心听政，在盛怒之下召来陈步乐进行责问，陈步乐只好自杀。群臣十分恐惧和忧虑，不知所措，只好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李陵身上。
武帝征询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他却极力为李陵辩解说：“李陵侍奉亲长十分孝顾，对将士讲信义，经常奋不顾身赴国家的急难，这正是他平时的志向所在，有国士的风范。现在偶然不幸失败．却被那些只知保全自身和妻儿的大臣们捏造他的短处，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所带领的步兵不满五千，却深入匈奴腹地，抵挡几万匈奴部队，匈奴被打得来不及救死扶伤，派出全国能够引弓射箭的人去围攻李陵。他转战千里，弓箭用尽，走投无路，兵士们只能手持空弓，冒着敌人的刀锋，面向北方拼死血战。他能够使得部下效死尽力，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然兵败被俘，但他对匈奴的挫败也足以使他名扬天下了。他之所以没有选择死，想必是在等待时机来报效国家。”
武帝认为司马迁胡言乱语，是想诋毁李广利，替李陵开脱罪责，就让他身陷囹圄。由于家贫，他无法赎免“诬上”的死罪，又不愿自己死得“轻于鸿毛”，只好“无愠色”地接受“最下”的宫刑，从而得以继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许久，武帝对李陵孤立无援感到后悔，就说：“应当在李陵出塞时，再下令强弩都尉去接应。当时犯了预先下达诏书的错误，使得老将心生奸诈。”于是派使者去慰劳和赏赐从匈奴重围中逃出来的李陵旧部。另外，武帝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儿拘押在保宫。
本次浚稽山之战，单从军事角度考虑，汉军是虽败犹荣。
汉军作战任务多次改变，作战目标不明确，突遭敌人主力围攻，杀伤敌人远远超过自身，最后四百多人成功突围，应该说这批来自荆楚地区的战士确实了得。而匈奴方面，自从遭到汉朝多次打击后，战斗力明显下降了。就像校长调集了八万多国民革命军，在皖南进行了抗战以来最“成功”的包围战，对方只有九千多人，最后仍突围成功两千多人。
这次汉军主要由步兵组成，他们依托有利的地形，充分发挥装备和武器的效能，有效抗击匈奴骑兵的冲击。显然，他们很好地运用了汉朝与匈奴百年战争所取得的经验。骑兵和坦克一样，突破速度快，打击能力强。在二战初期，德国的坦克一旦突破敌人侧翼，基本上大功告成。但随着防御方反坦克的手段和经验不断增加，坦克也被迫在机动性防护性和攻击性之间进行艰难的取舍。
当然，评论一场战役，不能光看双方的伤亡比例。匈奴虽然损失了很多兵马，但“飞将军”孙子的投降，大大鼓舞了本方的信心，汉朝方面则是满朝沮丧。
投降话题颇为敏感，同时容易出现很多争议。例如，关于方先觉将军在衡阳保卫战中最后阶段的举动等。最近，又出现史可法在城陷后的行为和扬州十日挂起钩来的言论。单就李陵的具体情况来说，看来他是主动投降，而不是力竭被擒。
从有四百多人成功突围来看，李陵如果奋力突围，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可以带领残部回到塞内，不算被全歼。就算他和苏建一样荣升光杆将军，由于杀伤敌人远远超过自身，因此可以功过相抵，甚至有可能完成祖父的夙愿。如果实在不济，就和公孙敖和张骞等人一样，交罚款保命。万一李陵在途中壮烈牺牲，根据韩千秋等人的旧例，由李陵的某个亲属完成李广夙愿的可能性更大了。
祖父虽然“难封”，毕竟威名还在；叔父虽然“意外”去世，总算弄到一个关内侯；李陵做出这种虎头蛇尾的举动，确实令人费解。深究其中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举止轻浮，不稳重。这种性格表现在军事上，就是轻敌；表现在平时，就是目无法度，或者用现代词语“法制观念淡薄”。李广杀死霸陵尉，李敢击伤大将军；到了孙子这辈，就研究“曲线回国”理论：真是代代出英豪。
总之，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李陵的母亲和妻儿在保宫享福，李氏的英名全毁，曾经的宾客脸面无存，《史记》也差点半途而废。
泰山和琅邪一带的徐勃等依托山险，攻打城池，造成道路不通。武帝派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人分片进行镇压。刺史太守和许多下属官员都因为清剿盗贼不力，而被使者们诛杀。按照朝廷规定，使者们有权奏请处死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直接杀死千石及以下级别的官员。
十一月，诏令关都尉：“现在的豪杰大多和远方的人有交往，和东方的群盗有勾结。要认真检查出入关的人。”
本年，封归降的匈奴人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率领楼兰国的兵马攻击车师。匈奴派右贤王率领几万骑兵前来援救，汉兵失利，被迫撤退。
廷尉杜周被免职，但随后又担任执金吾。
多年来，杜周的办事手段跟张汤和减宣相仿，但是他慎重考虑而决断迟缓，表面宽松，而内心却苛刻至极。他善于窥探武帝的意图：武帝想要清除的，就顺势陷害；武帝想要宽恕的，就长时期囚禁，不予审判，以隐约显露其中的冤情。有宾客责备他：“您替天子公平判决案件，却不遵循既定的法律，专门按照君主的意旨办理案件。司法官吏难道就是这样的吗？”他回答：“法令是怎么产生的呢？从前的君主认为正确的，就制定成为法律；后来的君主认为正确的，就记录成为法令。适合当时情况就是正确的．何必运用过去的法律呢？”
到杜周担任廷尉，皇帝交办的案件更加多了。被关押的二千石级别官吏前后相连，不少于一百多人。郡太守三公府的案件都送交廷尉，一年多达一千多个。一个大案件牵连几百人，小的也有几十人；这些人远的在几千里之外，近的也有几百里的距离。会审时，官员责成这些人按照起诉书来认罪，如果不认罪，就用严刑拷打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人们一听到要逮捕人的消息，就都逃跑或躲藏起来。案件拖得久的，甚至经过几次赦令，过了十多年时间，当事人还会被告发，并且大多数被控以不道以上的罪名。廷尉和京师各官府的特别监狱收捕了六七万人，狱吏们又帮忙增加了十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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