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我这个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家梦的山里伢，爬出来的格子纸若铺展开来，恐怕足以复盖好几亩山坡地。为了能在报刊上占有哪怕是象豆腐块般大小的版面，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到离我们村二十多里的乡邮所，将一篇又一篇、一摞又一摞的稿子投进绿色邮筒那半张的嘴巴，所花费的邮资足够买十几头猪秧子；为翻山越岭而磨穿鞋底的破布鞋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每次将稿件投进邮筒的同时，也将幻想和希望寄给了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将不安和期待又带回到我那间低矮、潮湿的土屋。可是，得到的回报却总是失望和沮丧，还有邻里乡亲们的白眼和嘲笑。就是爱我、痛我、怜我的父母双亲，也挖苦我，说我是前世造了孽，打泼了别人家的油罐子，今世专门熬爹娘的灯盏以还前世的孽债。算命的瞎子还根据我的命造，推算出我屁股而惹脑了魁星爷，所以今世被魁星爷罚来抄书写字以赦前世对他的亵渎之罪。总之，不管是爹娘，还是亲朋好友，都认定我是“钉死了的秤星，挪不了位”，今生今世只能当田圳里的蛤蟆，无论如何都跳不出“农门”。然而，谁又能料想得到，就在我也认为自己不是当作家的料而决定“投笔从农”的时候，运气却来了。一天中午，正当我心烦意乱地将一首自认为狗屁不如的诗揉成纸坨子丢出窗外时，不想正好打在一位下乡采访的县报编辑老师的身上。就在我准备向他道歉的时候，不想他捡起纸坨展开一看，只见他那原本平整润泽的脸上，竟忽然变成了一朵盛开的金丝菊，对我问道：“小伙子，字写得不错呀！这首诗是从哪里抄来的？”
我回答道：“是我自己胡诌的。”
“什么，是你自己写的？”他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然后用两眼对我进行扫描，大概是出于对象我这样的山里伢竟能写出这样的诗表示怀疑吧，又重复问道，“真的是你写的？”
我对他的态度很不满，用一种生硬的口气回答道：“你是不是以为凡是山里的年轻人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他说：“不不，我的意思是，如果这诗真的是你写的，那就是有一只金凤凰将会从这个山旮旯飞出！”
听了他的这句话，我感到很受用，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县报的文艺版编辑，以后我会常来拜访的！”说罢，他用笔记下了我的名字和通信地址，带上我的那首被我当成废物的诗，便继续赶路。
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我想，如果他是出于对我的那首歪诗真心的欣赏，为什么却不愿进屋稍坐片刻？看来，他只不过是借故作一次行程中的短暂停歇，以消除旅途的劳顿而已。他之所以要将那首诗带回去，或许只是想将其当作笑料，以供编辑部的先生和女士们在困乏时解颐开颜，从而编辑他们的“编辑部里的故事”。所以，我对这次与这位大编辑的邂逅并未寄予任何希望。然而，真是世事难料，几天之后，仍然是那条通向外界的弯弯曲曲的山道上，仍然是那位背着沉甸甸的绿色邮包、经过我家门前从来都是一晃而过的乡邮员，竟然变成了就象古时候给中举的秀才家人送喜帖子的官差似的，一边奔跑，一边大喊大叫：“我们乡出作家了--余化龙当上作家了！”
他在因他的叫喊而被惊动的乡邻们的簇拥下，来到我家，将几张报纸和十元人民币的稿费单毕恭毕敬地交给我，说道：“恭喜，恭喜，当作家了！以后可以靠稿费生活了！”
我接过报纸打开一看，果然发现我的那首题名为《山风》的歪诗被变成了铅字，赫然出现在第四版上--
山风
余化龙
一座又一座大山
在始皇神鞭的驱逐下
拥挤在这远离世外的穷乡僻壤
就象
父辈不屈的脊梁
将苍天与大地撑开
凭着一股作田佬的倔犟
大山奉献给山民的是--
宁折不屈的意志
取之不尽的宝藏
山民返馈给大山的是--
对贫瘠和荒凉的抗争
对温饱和富裕的渴望
对大山的敬畏和憎恶
对山外那片天地的向往
于是
大山哭泣了--
汩汩泪泉呜咽流淌
于是
便有了山风--
大山急促的呼吸和呻吟
大山自怨自艾的诉讲
大山对挚爱他的山民的忏悔
大山开启心扉的轰然的声响……
我虽然没有象范进在接到中举的喜报时那样狂喜致癫，但喜悦之情确实难以用言语
加以形容，只觉得鼻子发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近几年农民的沉重负担是有切身体会的，经过调查研究，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我对这个问题严重性有了更加深刻认识。我认为，名目繁多的苛捐和摊派正是使刚刚得到温饱的农民重新“返贫”的最主要原因。如果长此下去，前景将不堪设想！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就十分自然地对我们的地委书记一上任就抓住这个关键问题不放的胆略和魄力油然而生敬意。可以设想，若无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是不可能如此敏锐地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并决心加以解决。我是搞形象思维的，虽然没有见过谢书记本人，但可以想象得出，象他这种有水平的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年龄肯定在五十上下，至少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我还猜测，既然他是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领导，那么就肯定是一个刚直不阿的黑包公式的人物。他虽然脑门上并不会有象黑老包那样的月牙形的胎记，但是，由于长年累月同工人和农民泡在一起，皮肤一定很粗糙，在他的那黧黑色的脸肌上，肯定会被一种严肃、冷峻的神色所笼罩，从而让人望而生畏，畏而起敬。然而，我的这种自作聪明的猜测和臆度很快便被事实所粉碎。当我听人说，谢书记只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时，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我问见过谢书记本人的县长：“谢书记真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反问道：“你知道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什么时候吗？”
我回答道：“1959年至1961年。”
他笑道：“谢书记之所以被他的父亲起了这么个古怪的名字，就是因为他是在困难时期出生的。”
我不得不信了，并因此对谢书记产生一种好奇心。是呀，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没有高学历和特殊的才能，是绝对做不到的。可是县长又否定了我的猜测。他对我说道：“现在确实是非常重学历，但并非所有的当官者都是高学历的人，我们的谢书记的学历就不高。名义上说是大专生，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高中肄业生。”
他的话更加让我吃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如此年轻，又无大学本科文凭，能当上一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地区的书记和专员，这在全中国恐怕也不多见。就算机遇对他格外垂青，如果没有特殊才能和特殊贡献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一想，使我对他更增添几分敬意。出于职业习惯，我自然急于想了解他的生平事迹，或许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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