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梅主席家的路走过了几百遍，从来没有一次走得这样艰难。陈婉凌后悔骑了摩托车出来，使原本不长的路程变得更短。她穿了一身深黑色套装，配着一个米白色挎包，平时这样打扮，她是感觉很恰当的，这次却总觉得那个挎包颜色太亮，过于引人注目。她骑着车子经过街道的时候，总觉得两边的行人都在盯着她的包看，好像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那挎包的异样，所有人都窥探出了挎包中的秘密。
陈婉凌尽挑暗处走着，顺着街道两边的树影溜进梅主席居住的小区，把摩托车停靠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以防路过的熟人认出车牌。本来到领导家串串门交流交流思想，是件挺正常的事情，但是由于近年来送礼之风日盛，搞得下属到领导家里去总有些心虚，好像直接跟送礼等同起来了似的。
婉凌调整了一下状态，鼓足勇气跨上了第一个台阶。
梅主席住在三楼，婉凌刚走到二楼就听见上面吱咯一声门响。她惊了一吓，慌忙控制着脚步往楼下跑，跑了几步又觉得不对劲。自从提了办公室主任之后，她是经常到梅主席家来串门的，也常常碰见她有亲戚朋友前来走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会儿慌慌张张的，让人看见反而生疑。婉凌定了定神，返身再次上楼。
在楼梯间碰见刚从梅主席家出来的亲戚，果然是熟人，大家笑着点了个头。有个小孩子甜甜地喊了一声“陈阿姨”，喊得她心口扑通扑通乱跳，脸上硬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生硬地“哎”了一声。那孩子已经走过去了，还一个劲儿回过头来看她。她觉得他是在盯着她的挎包看，是不是以为里面装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婉凌赶紧快走了几步，生怕他追上来缠住她要在包包里找糖吃。
梅主席和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她，有一搭没一搭随意地说些话。梅主席的爱人和小孩都在，婉凌觉得不好提工作中的事情，就干坐了一会儿。后来梅主席到厨房去清理杂物，婉凌认为是一个好机会，就跟过去帮忙。梅主席把婉凌当晚辈看，也不跟她客气，两个人就在厨房里一边清洗碗碟一边说些私房话。婉凌顺利地把话题转移到工作中来，她谈论了付小平的事情，又谈论了何芳的事情，最后甚至谈到了徐主席的事情，可是关于自己的问题，最关键的那一句话却始终开不了口。
上回向梅主席提出要当办公室主任的要求，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具备了这个资格，具有了这种能力，担任那个职务是瓜熟蒂落的事情。而这次她想要担任的是副主席的职务，是副科级干部。她在正股级干部的位置上干了还不到一年，而且并没有做出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她觉得现在提这个要求可能有点太早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副科级干部和正股级干部之间有一个质的飞跃，要想漂亮地完成这个飞跃，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陈婉凌并不是付不起这个代价，也不是不想付这个代价，而是付不“出”这个代价。她内心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作怪，父亲二十几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在作怪，一个女性天性中的羞怯在作怪。陈婉凌徘徊在行贿与否的边沿，像在一条冰河与一片火海的交界处行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当马原掏出那个装着钞票的信封时，陈婉凌的内心确实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震荡。这样的情景对于她来说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在影视剧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经常涉及这样的事情，陌生的是在人生真实的经历中这对于她来说还是头一次。她固有的骄傲和自命不凡让她对这种庸俗的做法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可是当马原把信封收起来的一刹那，一幅光明的前景仿佛在她面前缓缓关闭，变成一片阴霾的荆棘地。她在得失之间反复权衡，最终做出了“赌上一把”的选择。
陈婉凌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共一万五千元，另外谎称朋友买房子，向父亲借了五千元，凑齐了两万元，拿妇联公用的信封装了，塞在随身挎包里直奔梅主席的居所而来。
当陈婉凌怀揣两万元赌资站在梅主席面前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赌徒，她身上缺少了一个赌徒所应有的爽利和豪气，她变得犹犹豫豫、鬼鬼祟祟，还没开局就先怯场了。
一堆碗碟很快就清洗完了，婉凌又延捱着抹了抹台板，整理了一下垃圾篓。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她不得不尾随着梅主席走出厨房。
接下来还有好几个机会都被她给错过了。梅主席甚至直接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看上去心事重重的。婉凌掩饰着说没什么没什么，当她说出“没什么”三个字时就知道再有更多的机会自己也不可能把握得住了。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已过九点，婉凌不得不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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