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午看到了村长，喝了酒，脸红红的，就像一张熏烧猪屁股。过去他架子大得像天哩，可这回不知触着什么筋了，冲我点头一笑，可我没理他。”大姐邓玉梅说。
“三哥回来后，村里的那些大户人家就再也不敢那么嚣张地欺负我们了。”小妹也很高兴。
嫂子刘正菊说：“村长家的那个大闺女周小红，现在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了。”她内心里希望这个家里唯一有出息的小叔子分配回来，哪怕分配到乡里，再娶个村干部的女儿才好呢。那样，他们这一家就有了很好的靠山了。哥哥邓一彬从鼻子里哼一声，说：“什么小学教师，不过是个代课的罢了。”刘正菊不服气了，说：“代课怎么了？代着代着就能转掉了，我伯父家媳妇的二表亲家的小子过去也是代课教师，人家现在已经转正了，一个月拿好几百块钱。”哥哥说：“他村长能当一辈子？”
邓一群的妈妈说：“那个闺女我见过呢，一群，她初中和你是同学么，有一回我上街看见了她，她对我客气得不得了，一个劲地问你现在怎么样，谈了女朋友没有。”二哥邓一明说：“你看那个丫头胖得不得了，疯得不像样子，穿的那个叫什么健美裤，屁股沟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看她不是好东西。”邓一群听得就在心里笑了，知道他二哥邓一明在心里对村里所有的年轻姑娘都怀有一种莫名的轻蔑。大嫂刘正菊正在一边切猪草，她听了就抬起头，用力甩了一下头发，用刀拍着砧板，用教训的口气对邓一明说：“哼，人家不是好东西，就你是好东西？人家不是好东西也不会正眼瞧你一眼。”
刘正菊从心眼里瞧不起她的这个小叔子，整天晃晃荡荡的，二十好几的人了，没有个正经相，村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说是说过好几个，可都是人家姑娘不愿意。他也涎着脸，求她在她的娘家给他找姑娘，她愣是没理他。她不想让她的娘家人笑话。有几次她娘家来过几个姑娘，到这里想找季节工做，他打眼看上了一个，就赖在她家里不走，泡着，可她就是故意不理他。现在邓一明说这样的话，她就怀疑他是故意这样说，他对她心里有恨。她的妹妹到她家来，也穿过那种健美裤。她妹妹也有二十岁了，高中毕业了在家里没事干，又不想劳动，整天想着到城里去打工，可城里哪里需要她们呢。她就想着在不远的街上开一家烫发店。刘正菊也看不惯妹妹的那种裤子，那样的裤子跟光屁股有什么两样？要是她，打死了也不穿。这样的姑娘只会好吃懒做。但她是她的妹妹，她不能说。丫头长得倒是很漂亮，但就是因为漂亮，才让她这个做姐姐的不能放心。前一年夏天，丫头在家里和父母吵翻了，就到她家里来，什么活也不帮她干，整天在家里看杂志（她在心里说：过去在学校里学习不用功，现在倒认起真来了），要不就是到村口的小店去买零食吃。她有时看见自己的男人看他的小姨子的眼神都有点不正常了，心里不由得担心起来，就把妹妹撵了回去。在心里，她也就知道，但凡男人都是馋猫，总想偷点腥吃。只是她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男人，永远是吃着碗里的，还要想着锅里的。有了老婆，还要想着小姨子。自己嘴里嚼着的肉，永远不及别人嘴里嚼着的香。
邓一群知道自己对家人意义的重要。全家人都把他看作是改变命运的福星。在这个村子里，九***家姓陈。陈是大姓，然后依次是朱、廖、江、刘。姓邓的只有他们一家，很多时候势单力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是不知道家族的力量的。邓一群清楚得很。但他如果不能分配在政府部门，而只是分配在什么机械厂，那么他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庇护作用呢？没有。
就在那次毕业生会议上，有一个女生引起了邓一群的注意。在发言的时候，他听到她介绍自己是师大的。南方师大跟他所在的南方大学靠得很近，只有两站路。假若从城市上面做一个俯视，它们就像是紧挨在一起的两个绿色花园。平时这两个学校的学生经常走动，还有跨校恋爱的。邓一群过去也随别的同学去过师大，举办过同乡联欢会，但仿佛从没见过她。她学的是中文。她的发言颇受人事局的领导注意，因为她很会表达，说了很多“官话”，这显然不仅是由于她学的是中文，而且还由于她的出身。后来邓一群的这种推测得到了验证。与她相比，邓一群几乎没说什么，只是窘迫地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与所学专业，然后就是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分配”，都是现成的套话。当然毕业生们除了讲这些陈词滥调，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分配上的事情事实上由不得自己。不少学生家里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社会关系和后台，而邓一群什么也没有，所以注定他不会有好单位接受。他不能抱怨什么。他的妈妈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现在，满头白发，牙齿也都快要掉光了。他的大哥老实巴交，除了在家里能对嫂子发点火，在大场面上连一句整齐的话都不会说。找遍所有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有用之人。这样，他能指望自己会分配到什么好工作。
那种表态让邓一群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那就是——他明明没有那颗红心，没有两种准备，但他还必须这样说。组织是一种什么东西？就是你心里明明不愿意，但它却逼你笑着对它讨好。这是邓一群第一次领教组织机构的严酷。当然，后来他也感觉到它的甜蜜。
那个女生事实上不仅吸引了邓一群的目光，也吸引了所有在场的男生的目光。参加会议的不到二十个女生，但她是其中最漂亮的。她叫陈小青。邓一群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
她可以分配到好工作，而他却不能。他不能，不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不吃香，而是他没有一个好父亲。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最后早早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岁。四十六岁那年得了肺炎，在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后还继续在地里劳动。那时候家里一下子分到了十多亩地。父亲就领着哥哥姐姐们没日没夜地干。他心里有着这样的壮志：要给三个儿子每人盖上一幢房子娶亲。但事实上他却只给大儿子盖了一幢，然后全家掉进了债窝——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四处举债。但他最后还是死了。他死的时候，邓一群才上大一。事实上，邓一群直到后来才知道，他父亲的死并不完全是因为累，还因为丈量土地面积时和生产队长发生了争执，并且打了起来。那个生产队长短了他家二分地。二分地能打多少粮食啊，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是派出所关了他父亲两天，回来后他父亲就病倒了，而这一次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很多同学都回家去了，但也有一些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同学中，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在乡下。邓一群没有走（他家离县城太远了）。他们都住在县政府对面的河岸边一家旅馆里。那家旅馆叫“红旗旅馆”。
县城的傍晚，非常宁静。西天一片通红的火烧云，把不大的县城所有的建筑都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黄。邓一群对“红旗旅馆”是熟悉的，它就坐落在县城中心位置的红旗桥左侧。
红旗旅馆还是几年前的那种老样子，二楼三楼是旅馆，楼下却是浴室。当年邓一群从乡里中学赶到县里参加高考，也是住在这家旅馆里。客房很小，而每间房里都有三四张铺，几只破旧的脚盆和一只水桶，唯一的木桌上有一台上海产的黑白电视机，天线断了，用一根粗铁丝代替，根本看不清节目，只看到一片纷乱的黑白雪花，听到一片很响的杂音。公共浴室、公共卫生间（他心里把它叫“厕所”）。邓一群记得他当年住的是305房，2号床。后来同住的另三个考生里只有他考上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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