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王淑祥被调到昌黎县裴家堡供销社任分店经理。
这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昌黎县委决定抽一名干部去裴家堡中学当工作组里的观察员。裴家堡供销社的领导们研究后，认为社里干部少，每人手头都有一摊儿固定工作，只有刚刚到来的王淑祥还算机动，于是报请县委批准让王淑祥去。
刚被宣布担任分店经理的王淑祥真的很不愿去，但她也不忍心让领导为难。
一贯服从组织和领导的王淑祥听从命令了，未料等待她的又是一场灾难。
王淑祥到裴家堡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迅速开展起来。
血气方刚的学生们立刻起来造反。他们很快失去了往日对教师、校长以及工作组成员的尊敬，但他们还不明白造反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他们需要通过大串连的方式取得真经。
出发前，学生们给部分老师和工作组成员放了假，让他们自由回家或回原单位参加造反组织，干自己的去了，却勒令担任观察员的王淑祥和校长以及一小部分教师原地不动，接受改造。
留下来的王淑祥和校长、教师们怕学校地里长着的白薯受冻，就天天下地参加劳动。
11月10日，已经成为红卫兵的学生们串连回来，立即把学来的东西发扬光大，开始了对王淑祥等人的揪斗。
被揪斗的人中很多是当地的，其他人也都来得时间比较长，与学生们较为熟悉，加上被批斗时听说听道地低头弯腰，哄小将们高兴，那些他们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也就多少手下留情了。
唯有王淑祥，刚刚到来，环境还未熟悉，老师还没认全，更别提众多学生们了。特别是她这时还幻想着和学生们讲道理、摆真理，仍旧坚持那明知矮檐下决不把头低的硬性，吃尽苦头是在所难免了。
红卫兵小将对她进行了搜身，抢走了她口袋里的90多元钱，说买纸写大字报去，让王淑祥也尝尝挨饿啥味。
王淑祥实在容忍不了这种强盗行径，她正告他们：“用不着你们教育我，我早就挨过饿的！”
王淑祥的言辞抗拒遭到了更加激烈的摧残。红卫兵小将们马上向她宣布:态度恶劣，罪加一等。从今以后，不准领工资！
王淑祥仍然拒不低头：“不领就不领，从干革命那天起，我历来没为赚几个钱”！
发工资时，供销社主任曾为王淑祥说情，但红卫兵小将坚决不允许。
就这样，自1966年12月至1967年7月停发了王淑祥半年多的工资。真的一分钱也没给她。
被批斗的痛苦加上不给工资的非人待遇，令王淑祥身心痛苦，也使她的家庭生活出现了困难。这一段经历让后来的王淑祥每每回想起来都觉痛苦不堪。
每天的批斗会却令红卫兵小将们格外兴奋，他们想方设法羞辱、侮辱、惩罚和体罚曾经“管”过他们、如今被他们任意摆弄的人。挂白牌、写黑字，再往姓名上打叉，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兴奋值，于是又兴起按弯腰的飞机式批斗，剃阴阳头、带高帽游街等花样。
在造反浪潮的风起云涌下，深受鼓舞的裴家堡中学学生们变本加厉，联同起裴家堡大队的造反派共同揪斗王淑祥。给她扣上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执行王树资产阶级路线的狗特务、走资派“小婆婆”等罪名。
这时的王淑祥每天过着被批斗、被停资和又一次挨饿的日子。而刚直不阿的她还坚守着自己固有的个性，在陌生的环境中仍然不屈不挠地企图和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们讲道理，等待她的必然是更加暴虐地摧残、折磨，因而吃尽了苦头。她那弱小的身子能活着挺过那一难关，多亏了身边那些敢于维护“要文斗不要武斗”政策的好心人哪！
关键时刻，支左的解放军领导发现了这种异常现象。经过调查了解和综合评价，得出结论为：王淑祥是个好干部。
救苦救难的解放军再一次把王淑祥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中来。
1967年7月底，造反派们终于结束了对王淑祥的审查。
1967年8月份，王淑祥被派往赤洋口分销店工作，从这个月开始，王淑祥总算又能按月拿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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