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去生产队分工，突然听到了哀乐，广播里报周总理逝世了。
我一下子呆在那里，简直希望这是一场梦，还没醒的梦、可怕的梦。但愿等我醒了一切还都像过去一样。
可是我拍拍自己的脑袋，那哀乐声依然在响，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是真的现实。我十分爱戴的尊敬的总理，与我们永别了。
没有上级布置，老乡晚上开会时自发在政治文化室为周总理设了灵堂，挂起了周总理的像片，向像片三鞠躬。
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地区工作队派驻到了生产队。他们一来就传达了上级精神：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生产队班子整顿与整风。对周总理的逝世，各单位自己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佩戴黑纱白花，等等。
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对这么多“不要”有点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上级对丧事简化是一种新的做法。
工作队来了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关心的仍然像往年一样，是“算盘响，换队长”。那天是周总理的“头七”，我的心绪不好，下午收工后，到贾大爷家里喝了一点酒。边喝着酒边谈周总理的事。
喝完酒，我习惯性地一个人又去队部场院看看。
喂马的饲养员值班室里，早有两个工作队员在等着我，开口便责问我为什么今晚没安排社员开会？
我真的是忘了安排开会的事，我借着酒劲说：“喔唷，忘了。今天太累，明天再说吧。”
那两个工作队员严厉地批评我：“这是政治态度问题，你这样下去要犯错误的。”
我心里的闷火一下子发作了，想起几年前老吴副队长背着工作队说过的话，我今天就当着工作队的面说了出来：“你们精神倒蛮足的么！这样，明天你们吃在知青食堂，白天下地和我们一样干活，晚上我就陪你们一起开会。”
他们看着满身酒气的我，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起昨夜的酒后失言，我突然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哪怕是酒后说过的话，也不能不算数。
我早上去队里分工时，撤下了给工作队做饭的娘们，还让车老板套了一辆马车，把给工作队安排的大米、豆油和菜给拉到了知青食堂。
晚上收工回来，我看了看工作队住的宿舍，没人了。
听说他
们把我告到了公社，告到了县里，还告到了地区。
唉，怕什么？不就是个队长嘛，换就换啦，国家总理还换人了呢！我觉得与总理比起来，知青就是一些小草，算不上什么。
无风无雨的日子里，没人会注意到小草无力耷拉着的身躯；风吼雷闪的日子里，小草也只能在扭曲中压抑地发出喊叫；如果给小草一点露水，它们会欣喜若狂；但如果给小草一点火星，它们就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怀着一种无名的火气，还有一点忐忑不安的焦躁，我等待结果。
可是等了好多天，没见动静。
大队郭书记那天通知我去参加公社召开的边境工作会议，顺便告诉我：“你们队的工作队撤了。”
我问：“那队长选举的事谁来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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