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母亲没来黑龙江。
不要说是北京,就是到了哈尔滨,还要向西北行600多公里,才能到爱辉古城。尤其翻过小兴安岭后,就算是西伯利亚地貌了,冬天,那可不是一般南方人受得了的。
已经到了三九严冬,整整刮了三天大风,昏天暗地,地上的积雪被刮得飞扬起来,大地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白茫茫一片。
地形也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玻璃窗被厚厚的雪、厚厚的霜封了整整三天,人们一进屋就如同与外世隔绝,连眼睛的视线都溜不到那风雪呼啸的天地了。
不要以为这里的农民一到冬天便坐在暖炕上磕瓜子喝老酒,像熊瞎子一样“猫冬”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插队五年来,我除了回上海探亲,从来没有在冬天闲过。
更何况前些日子县里又开了个紧急电话会,要求春节前大破“猫冬”思想,掀起以改土增肥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新**。
我们队里,除了修理花轱辘大马车、石头场采石安排了少量人手外,其他人马都集中在南北两个高温造肥点,昼夜不停制造颗粒肥,还有刨粪送粪……每天的活儿都安排得满满的。
昨天夜里,我们就趁着月光,组织30多人,人拉着车,把场院里清理出来的打场芠子拉到高温造肥地点。
自从有了手扶拖拉机后,除了蔡景行、汪永德,我也加入了开手扶送粪的加班,每人8小时轮流干,反正那手扶就是干不死的马儿。由于白天我要处理队上的一些事,夜里的活儿就由我来干。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两天是最冷的天气,气象预报说有零下四十三度,夜里开手扶顶着风雪那就更冷了。
我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皮帽、皮衣,大头鞋里的毡垫我就塞了七层。可是西北风迎面刺来,就像割脸上的肉一样,浑身也冻得冰凉。
我冷静地操纵手扶:换挡、加油、扳离合器、脚蹬方向轮,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天地。
天亮了,我下班走在路上,碰到了常永石。他原先是我们队的当地回乡青年,后来靠他老子在公社当官,弄到了公社中学教书。只见他裹着一件上漆的黑皮大衣,戴着毛色发亮的貉克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
我确实穿得有点怪
,一件半长不过膝的光板羊皮大衣,肩上破了一块,用了块白胶布粘上,皮领子也坏了,露出白衬,没有扣,用一根自己搓的麻绳在腰间拴上。
我没理他,回到知青宿舍,我脱去这件皮衣,再脱下大头鞋,发觉七层毡垫和袜子冻得都粘在了一起。我用手搓暖了僵硬的脚,一头倒在炕上睡着了。
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听说去岗子拉煤的人马回来了,不过有一匹马在西三加子那儿趴下,要队里组织四五个人去弄回来。
等我赶到队里一看,杜义田已经把马车套好,还来了不少车老板。我想跟着一起去,他们把我推了下来,说保证把马整回来,让我放心。
不去就去吧,反正我也闲不着,去走访了几户社员。一家是生病在家没出来干活的,一家是父母带孩子去黑河看病,家里只剩下几个“萝卜头”的。一家是上次评分低了点有些情绪的。
说来也怪,第二天早晨,风嘎然而止,太阳温暖地俯射大地,窗户上滴嗒了一会,霜雪便化得干干净净。绝好的天气,引得人们心情也有了几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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