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下班后，曹士英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知青点找我：“士英前些天腰又犯病了，连井水都挑不了。这个家靠我一个人实在撑不下去了。”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家里三个孩子，大的今年上学，连学费都没有，可士英今年就没挣几个工分，这日子怎么过呀！求求队长能不能给士英安排个能干的活？”
我是看不得眼泪的，对她说：“你先回去，容我想一想。”
上海知青下乡前，生产队有一批当地返乡青年，大都高中毕业，年长我们几岁。
知青下乡后，一口一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被这些人看不起，成了他们排斥的对象。
知青不知道队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们与贫协的一些老农经常有言语冲突。既然大家相互间不喜欢，那就少来往些罢了。
后来，工作队来队里搞一打三反，有人揭发他们常聚在一起听“黄色唱片”，工作队就将他们当作“××小集团”整了一下。其中杜义田被拿掉了团支书职务，曹士英被劝退出武装民兵。
这时我们才知道，曹士英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在瑷珲古城里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后，被定为当地的“资本家”，这家店后来在公私合营时成了大队部和武装民兵连部。
但他家里毕竟有些“老货”，包括留声机之类。文革初，几个当地高中回乡的青年听“黄色唱片”一事，就发生在他家里。
其实，他们听的“黄色唱片”不过是一张梅兰芳唱的老京戏。
自从这次“一打三反”之后，他们精神消极，情绪对立，牢骚满腹。
四年后我当队长的时候，这些人也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消沉在养家糊口的平冗日子里了。
我是个不想卷入内部政治纠纷的人，平时跟他们没有私下来往。没想到鬼使神差地，贫协安排我在年初一去他们其中之一的杜义田家过年，这才对这些人几年来的苦闷有了一些了解。
我鼓励这些曾经挨过整，在队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出来为生产队出力，但他们总是以“同有些人合不来”为理由而拒绝了，大半年过去，也没什么效果。
曾经年轻气盛的曹士英更是悲观失落。他原先在生产队当马车老板，有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留下了腰伤的后遗症，不能再赶马车，也不能去大田干活。去年分红时，他倒欠了生产队的钱，这根家庭的顶梁柱倒下了。
我能想像得到，曹士英老婆前来向我哭诉，那一定是生活把这对夫妻逼到了无法顾及面子的困境。
作为个人，我同情他，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关心他。
当然，我不能一个人贸然决定此事。在队委会上，我摆了曹士英家的困难，然后又说了一个情况：
“喂了两个月马的老段最近多次提出不想在夜间喂马了，一开始他提出家里只有两床被子
，小孩倒有三个，平时他和小儿子睡一个被窝。自从他到马棚过夜后，就一直没盖过被子，说自己受不了。我以为真，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他送去了。这几天，老段又找了个理由，说是不习惯夜里干活，他是真不想干了。我也觉得长期这样下去不行，还是换个人吧。曹士英以前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对马匹习性十分熟悉，喂马又不是重体力活，我想就让他夜里喂马怎么样？”
无人响应我的提议，沉闷很久。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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