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昊宇从大队团总支开会回来,告诉我:会上别的生产队知青对我的回来有些异议,他们关心我两点:一、以后是否还想被推荐去上大学?二、会不会干一阵子就被上级调走?
这早已经是我两年前彻底想通的问题了:一、当我被推荐读中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不会有再一次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二、自从1968年家中被抄,父母被拉走隔离审查后,我所看到的小至居委主任大到政府官员的善变,已经让我对官场不再有什么兴趣。
我对昊宇一笑,说:他们尽管可以放心,我走的路与他们不会有利益之争。
昊宇又问我:你回农村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当老师?
我说:老乡从来都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精明得多:不愿意当老师的更不会愿意去当农民。
我俩正说着话,只听屋外有人喊我:“张春芳叫你!”
我走出宿舍,只见张春芳紧张气喘地对我说:“快去知青点食堂,刚碰上了一个小偷!”
“东西少了没有?”我问。
“东西倒没少,因为小偷想去拿豆油时,被我们逃走了。”
食堂北墙的窗户开着,风钻进来,冷嗖嗖的。
我仔细查看,寻找证据。这天做食堂的王晓晗在一旁有点紧张,对我们说:她跟小偷打了个照面,相隔只有四五步远,看清对方是汪永德,而且指出他没戴帽子。
十五的月亮斜射进食堂,不用打手电筒,屋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窗台上有一块沾着雪的鞋印。
窗户外的雪地上,也有一溜新的鞋印。冰天雪地的东北,留下了再清楚不过的证据,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产的“青年牌”单皮鞋的印痕。
已经入冬了,老乡和知青穿的都是棉胶鞋或大头鞋,穿单皮鞋的只有一个人:汪永德。白天他休息没出工,来食堂吃饭时,大家就看到汪永德穿着一双单皮鞋。
大家追寻着那鞋印,直奔男知青宿舍去。
推开门,没看到汪永德,但炕上却放着他戴的皮帽。
事情已经很清楚:刚才从窗口进入食堂的是汪永德。
夜已深,我把其他人都支回去睡觉,一个人在汪永德的宿舍等着。
我想看看,他回来时是否没戴帽子?是否穿着那双单皮
鞋?
但是,他连油也没偷成,我跟他谈什么呢?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汪永德母亲的那双泪眼,挥之不去。
汪永德,三年前因与吴茂财等一起砸了西岗子一家供销社而被判刑两年。我回上海探亲时,曾去拜访过他的家。那天刚和他父亲打了个照面,就被他的小弟弟带出家门,绕了整整一圈后,去另一个知青的家里见到了他的母亲。
原来,她母亲怕她男人听到我们提起汪永德,这个细长瘦弱的老实工人在汪永德被公安抓去时,就出过工伤事故。所以,得知我们要去家中,她就自己先来到另一个知青的家里,派小儿子在家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们,她就告诉说,汪永德最近写信回来说自己如何积极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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