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后……
我从黑河师范毕业，在县里参加文教科的毕业生分配学习班。
五十多名来自各个学校的毕业生，两天后，只留下三名待分配，其余都分到农村各中小学去了。
留下待分配的三人中，一个是齐师院的，其父曾任过地委委员；一位是哈师院的，其父是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一报到就交了一份回生产队的书面申请。
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可能性不大。
科里让我们三个先分头跟着领导下农村搞教育调查。
刘科长带着我去了四加子、西岗子、爱辉三个公社。
到爱辉时，我特地把刘科长请到知青点来，听听知青对我要回生产队的反映是什么。
从知青点出来，刘科长对我说：“我理解你了。”
回到县里，我写好农村教育的调查报告，交给刘科长。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写得很好，我想过两天再让你跟搞业余教育的何老师出去一下。你已经跑了爱辉、西岗子、四加子三个公社，这一次再去上马厂、张地营子两个公社，那么就跑了我们县70%的地方了，对你了解全面情况很有好处。”
什么时候跟何老师走，具体时间没定，下午没事，科里让我抄一份材料。
边上有两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这次报考大学的知青名单，口里不断念着：“某某大学，某某中专……”
大概是整理得累了，他们停下来说了几句闲话：“你看，就我们的手，这么一划拉，就能定下来谁上大学，谁上中专，谁回上海，谁在黑河。这轻轻一点，就让他们有了天壤之别！”
“什么天壤之别？我看有些上大学的水平还不如上中专的！”另一个搭话，说完还看了看我。
我和他对了一下眼，淡淡地一笑。
自从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再进行文化考试，官员走后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让文教科的工作人员颇有微词。
我抄完材料，正觉得无聊，忽听高朗、肖明、云龙等几个知青叫着我的名字上楼来找。
他们住在县教育科大楼对面的车马店里，这是县城里最廉价的旅馆，农村人来县里都夜宿于此。
几个人一放下行李，就来县教育科找我。听他们喉咙声很大，怕影响别人，我赶紧把他们引到我住的房间里。
见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肖明一边说“灵格么！”一边问我一月工资有多少？然后又把县里所有的饭店都臭骂了一顿
，因为他们今天在街里没吃着肉。
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问清楚，他们是来送高朗回上海的。
与***出山的同时，中央对“一片红”的做法有了些许松动，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苗子。
首先，上海来的插队干部都回沪了。现在来的干部叫“慰问团”，而且讲好是临时工作，有年限的，不再像当年的插队干部那样要参加劳动，与知青同吃同住了。
原来只有兵团和农场知青才能享受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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