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调回上海的插队干部取打包裹的草绳。
三队插队干部老田与我一起去，他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
好不容易到了松树沟，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
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叫去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
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那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
天飘起了雨点，老田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挥泪作别呢！”迎着细雨，一路上几位老头笑声不断。
我的心情却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蒙着一层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
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我们叫它“棺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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