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车站送行
人们常说：离别最愁。
但1970年4月4日中午，上海彭浦火车站，却是一个渲泻不同情绪的大拼盆。
有的举着标语高呼口号，因踏上“北大荒列车”而满脸亢奋；
有的依着父母哭哭啼啼，因离别亲人而两颊沾泪。
我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想起了一首儿歌：“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
我们这代人是唱着这首歌读完小学的，然后碰到了“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就近上中学，也没读什么书，却被命名为“知识青年”。
彭浦火车站，原是货运车站，因上海这两年要送到外地的学生实在太多，就临时辟成知青下乡专用车站。
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人声鼎沸。
父亲却平静地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我们家来自于农民，现在又回归农民了。”
我没听懂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只是隐隐感到父亲心中别样的滋味。
但这句话一下子将我和农民拉上了某种血缘关系，尽管要去的是黑龙江那个边境得不能再边境的地方，但不就是些种庄稼、养猪羊的农活吗？我祖上本来就是农民呀。
想到此，我心中坦然，既没有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也没有离乡背井的伤感悲愁。
只是
心头有一种难过：再也不能在深夜陪着父母，替他们抄写应付造反派所要的“检查”了。
一声铃响，这列加长的火车，满载着一千多名69届初中生启动了。
送行的亲人发疯似地追赶缓缓启动的火车。哭声，压抑着；泪水，却无法止住。
前来送行的老师叫起了口号：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并手挥红宝书向昔日的学生晃动。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做法，然而毕竟遮不住车站上伤感的气氛。
火车毫不留情地把悲伤的人群抛在身后，车厢里一片寂静。
春芳满脸泪水地呆坐着。她是家中的老大，想起再也不能照顾病中的父亲和帮助操劳的母亲，心里十分难受。
对面坐着的云龙冲她嚷道：“哭鼻子啦，下一站下车找你的妈去吧！”
春芳没理他。
坐在一旁的国明觉得有点尴尬，尽管刚才也湿了眼眶，却强打着精神说：“我们应该高兴！我们终于乘上了去祖国边境的列车！”
满车厢为他响起了掌声。
国明，是70届学生，看到69届上山下乡那么热闹，一时高兴，也报了名。老师正为如何动员学生“一片红”下乡而犯愁，于是极力鼓励他，而主管上级竟然就真的批准了他，还但任了副排长。
火车驶出市区，刚刚还好好的天，阴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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