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杂牌军”
我想打退堂鼓了。
在我报名去黑龙江之前，已经有同学组织了“赴黑战斗队”，并成了区里上山下乡的“典型”。
报名后，我被通知参加“赴黑”的全体会议。会上，要推荐一个人代表大家发言，有人提名我。
但有人叫：“不能让新来的人代表我们！”
都要四脚朝天当农民了，谁还想着代表谁？
我冷笑着看着他们，不由得后悔与他们为伍。
中学要好的同学要么选择去了南方农村，要么选择去了军垦兵团，我觉得自己很无奈。
看到我闷闷不乐，父亲乐了：“什么时候你和反对你的人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在那个干什么都讲派性的年头，父亲却要我孤独一人去和各有派别的人交友，这能行吗？
在父亲的坚持下，我没打退堂鼓，尽管很不乐观，却想试试。
“赴黑”同学临走前不停地召开会议。
我不得不出席这些会议，在人群中我孤独，但我要表示出无所谓；四周投来的目光冷淡，但我要报之以平和……
我有自己的秘密：在我打理的小帆布箱里，有四本特别的书。
两本是手抄书。临出发前，我向别人借来王力的《诗词格律》和少儿读本《古代诗歌三百首》，夜以继日地认真抄完，又把原书还了回去。
还有两本是字典。一本是文革开始时，在小学走廊里检到的《新华字典》，父母被“隔离”时，我空闲时就把这本字典当小说读，在字典附页的历史年表上，我还旁注
了自西周春秋来帝王的大事记。
一本是《康熙字典》，这是母亲14岁离家参加革命时，从当私塾先生的养父那里拿走的唯一一件物品。我带走它，是因为用它可以来查找古音韵。
我想今后唯一能做的，是用我的笔，记录下插队的生活，争取当一个农民作家，这就是我心中的秘密。
最后的消息下来了，“赴黑”的50多人分成两个“知青排”，去两个生产队。插队的地点是：黑龙江省爱辉县江边一个大队的第一、第二生产队。
这是意料之中的：一个边境得不能再边境的地方。
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校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要我做第一生产队的“知青排长”。
我说这不行，理由是我报名晚对同学不熟。
队长坚持要我做，理由是我比较成熟。
成熟？就因为我对孤独的无所谓和对冷淡的平和吗？
其实，我之所以无所谓与平和，是因为我对自己与这支队伍是否能够融合的失望，而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独行者，决定只求洁身自好；是因为我对“一片红”的无奈，而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旁观者，决定用笔记录下乡的农村生活。
可是，我无法向人解释不做“知青排长”的真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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