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依武斗，流血遍野。参与武斗的黄派勇士，很多人尸骨无存，也不知道胡乱把他们埋在了哪里。就连取胜的红派，损失也是非常惨痛的，由于他们是胜利者，所有的牺牲者都堂而皇之埋在了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改革开放后，无论是红派还是黄派，都被打入了历史的另册，这些红派勇士的尸骨就不适合再留在人民广场了，于是集体被迁到了山上。今天，在这些红派勇士重新埋骨的地方，矗立起一片别墅区，他们的最后存身之地也没有了。
我有两个父辈，曾经是那时候的黄派。他曾经亲身参与了思依武斗。在战争的结果无可挽回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离开战场。尽管他们当时未必在一起，但在逃亡的路上，他们都提起了那时的包谷地。正是在包谷地的掩护之下，他们成功逃脱了红派的追杀，最终活到了今天。所以那时候的武斗应该发生在夏天，正是包谷成熟的时候，才有那么高的高度，可以掩护他们。
其中一个父辈，在那场战争中腿被打瘸了。后来他做到了父母所在学校的校长，再后来还做到了当地教委派出的办公室的主任。退休后在前几年遭遇了一次车祸，脑袋上被撞了很大一个坑，但又一次活过来了，前不久父母还见到过他，相互在一起吹牛冲壳子，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其实他应该是历经生死，所以生活非常积极。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在教办搭伙，那时候他还是校长，但每次开会吃饭的时候，就数他的声音最大，天南海北到处瞎吹一气。大约在他四十五岁那年，教办组织教师学习摄影，他还专门自己报名来学。而那个学校，也是在他的带领之下，虽然只是一个乡中学，却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名校。
另外那个父辈则是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他是从城里下乡来教书的，学历应该比较高。今天以我外语本科毕业的眼光来看，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英语的发音非常准。他的年龄应该比校长和父亲大了十五岁以上，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就退休了。可能也是参加过武斗的关系，他的脾气也很活泼开朗，但脾气也很大，有时候发脾气让人很害怕。对他的经典记忆，就是喝酒之后，指着一只到处乱飞的母鸡，连说三声“hen”。而说话的声音和表情，跟儿子今天玩得最high的时候并无二致。还有一个经典记忆，就是碰到错得太离谱的发言的时候，会说发言的人“打狗屁狗打屁打屁狗”。而上初中的第一天，他给我们上第一堂的英语课的时候，首先是给我们介绍，学了英语将来就可以看懂英文资料，还可以当翻译。说这些的时候，他坐在那里非常轻松，脸带微笑，胸有成竹，就仿佛五十个未来的翻译即将呼之欲出一般。
跟这两个父辈一样，父亲在那时候脑子一热，也参加了人人喊打的黄派。他虽然没有参加思依武斗，但却也因为黄派在思依武斗的失败而受到了冲击。据说当时整个公社都在通缉他，但后来似乎也没有拿他怎样。我想那时候红派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造反派，红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倒黄派，而是为了不让黄派打倒更多的人。如果不是黄派要挑起武斗，恐怕思依武斗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多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红派在那个历史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红派的烈士是真正的烈士。所以作为黄派的父亲在黄派覆灭之后，依旧能够活蹦乱跳地活着，后来还参了军，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这一点，是有历史作为佐证的。伴随着武斗被全面禁止，造反的目标也转移到“五类分子”头上。尽管政府也受到冲击，但当时的干部在被群众“改造”中，并没有吃多少苦。甚至很多五类分子，也得到了淳朴民众的呵护。
这中间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当时的
县委书记，在被改造的十几年中间，一直得到当地群众的保护，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后来这个县委书记一直从地委书记做到省委书记，还做到了中央的政协副主席。当初帮过他的那些淳朴乡民，都受到了他的报答。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红派本就是为了维持秩序而诞生的。那些为民办事的干部，一开始就受到了红派的坚强保护。而当黄派覆灭之后，红派就成了这个县唯一的造反派。那些黄派不被秋后算账就要烧高香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当地的造反事宜，当然就完全按照红派的节奏在走。干部是肯定不会吃大亏的，就算要吃一些小亏，那也肯定是有分寸的。当然，也少不了有很多人坐飞机什么的，批斗会天天都会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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