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旱灾、蝗灾、鼠疫的情况
“根据一书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1580年—1630年，每五年大旱与大涝的比例为62：18，1635年—1645年的这一比例为45：11，这表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期，全国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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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列出了明后期的旱灾情况，其中普遍情况是万历十几年左右前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旱灾，然后是崇祯时期的旱灾，由于本文内容关系，我们只摘录万历末期到崇祯时期的各地旱灾情况，对于万历前期的旱灾就不摘录了。（
贵女谋略）
陕西地区：“万历四十四年，陕西西部地区普遍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元年、二年，陕西半数以上地区出现特大旱灾。（
鬼藏人）崇祯二年至七年，个地区的旱情连绵不断。依据，崇祯八年，西安、延安、榆林和临洮四府出现特大旱灾，次年，波及平凉、巩昌二府。崇祯十年至十二年，每年约有半数的府遭受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陕西再次发生全省性的特大旱灾。次年旱情持续”
山西地区：“万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年三年中，山西又遭受一轮新的特大旱灾的打击。……万历三十七八两年，山西再次遭受全省性的特大旱灾。以长子县为例。万历三十七年‘大旱岁荒，斗栗钱二百三十有奇’，……自此至万历四十六年，山西灾情一直不断”“崇祯六年，除大同府外，山西各地发生特大旱灾，崇祯十年、十一年连续两年发生全省性特大旱灾，十三年除大同府外，地均为特大旱，十四年潞安府无灾，其余各地仍遭特大旱灾袭击。（
网游之傲视群雄）……太原府直到崇祯十六年，年年都有特大旱情。山西农业在旱灾的打击下几至崩溃”
河南地区：“万历四十四年，河南府出现特大旱灾，其他各府也都有旱情。万历四十七年，北部各府特大旱，以后三年，汝宁府连续三年遭受特大旱灾。崇祯七年开始，河南全省转入一个新的干旱期。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除汝宁府外，河南各府连续出现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汝宁府也出现特大旱情。这一过程与北方其他省份的情况一致”
北直隶：“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北直隶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二十九年为除少数地区以外的全省性特大旱灾。（
权色挣扎：官路）万历四十三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度爆发。此后两年，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始终笼罩在旱灾的yin影下。这一时期中，北直隶地区始终可以看作山西灾区的外延。
崇祯九年开始，北直隶的气候明显趋旱，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旱情发展到顶点，北直隶遭受全面的特大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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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区：“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全省特大旱”“崇祯十一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次发生，并持续到崇祯十四年”
辽东地区：“崇祯年间，辽东气候正常，未出现异常波动”
南方地区：“万历十七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地区不见有全局性的特大旱灾发生。（
泡妞大宗师）崇祯大旱在南方发生的时间也迟于北方”崇祯九年，苏南、浙江和江西北部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十三年，南直隶普遍遭受特大干旱，崇祯十四年，湖广地区出现全局性特大干旱。
其次再来看崇祯特大蝗灾。
旱灾之后继之以蝗灾是通常现象。崇祯期间的旱灾从范围和强度来说都是特大级别的，蝗灾也是特大级别
“崇祯大蝗灾开始于崇祯九年，……崇祯十年蝗灾向西进入关中平原，……崇祯十一年，在连续而又大面积发生旱灾的条件下，蝗虫迅速增殖扩散。崇祯十年的蝗灾区，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在十一年联合成西起关中，东至徐州一带长达上千公里的分布区。灾区西端的宽度限于关中平原，东端在有利条件下，宽度可达400～500公里，在北直隶大名府、广平府和山东东昌府一带形成蝗灾重要危害区。（
金佛尸地）南阳盆地也遭受蝗害，滨海蝗区继续发展，胶东半岛的登州府及济南府利津一带都形成新的蝗灾区。蝗灾区的北界已北推至顺天府密云县一带。长江三角洲在连续两年干旱气候影响下，蝗灾大面积发生，形成了长江流域蝗灾的开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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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崇祯十三年，蝗灾区的面积达到顶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以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区”
明末时期第三大自然灾害就是鼠疫大流行
根据记载，万历初期的时候，北方地区也曾经爆发过鼠疫大流行，这里不作摘录介绍，主要是摘录一些崇祯时期各地区的鼠疫流行状况。
山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谨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崇祯十七年（1644年），潞安府爆发鼠疫大流行‘秋大疫，……有阖门死绝绝无人收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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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直隶：“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至少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死亡人口比率相当高，有知是年疫情向真定、保定、顺天乃至京师传播”
“崇祯十六年的几条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的流行仍为鼠疫。如在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炎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是疫传染之烈，让人‘惊畏’，联系周遍各县的情况来看，当然应该是鼠疫了”
“从bei精近郊通州和昌平的疫情可以推知bei精城中有可能陷入同样的传染病肆虐中。查，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实际上明史的中同样有bei精城内发生大瘟疫的记载，如崇祯十四年“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崇祯十六年“
秋七月,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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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崇祯十七年初进军bei精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瘟疫流行之后充斥病弱的空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没有遇到象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轻易攻克bei精，而事实上进占bei精以后，李自成军队可能也感染上瘟疫。不仅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在bei精撤退的沿途传播瘟疫，正因为如此才有如下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区，皆大疫，不经者不疫”“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家。……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河南与陕西：在崇祯六年，崇祯七年，崇祯八年，崇祯九年，十年，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五年，崇祯十六年也都发生大的瘟疫流行。
以上就是明末尤其是崇祯年间，中国北方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合并发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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