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庆上学前要挑满一缸子水，放学后还要背50斤重的饲料回家喂猪
1917年1月18日，王永庆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一个俗称“情人谷”的地方，兄弟排行居长。 王永庆的祖父希望长孙日后事业发达，生活美满，而不是像王家的祖祖辈辈一样穷困潦倒，一事无成，于是给孙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永庆。
王永庆出生后，原本贫寒的家庭又多了一张嘴，经济更加拮据。“情人谷”的居民多以种茶为生。种茶有季节限制，卖茶叶的收入也不多，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就利用农闲时间到有钱人家做苦工。
男人出门做工了，女人留守在家，整天为两件事提心吊胆，一是丈夫的安全，二是米缸里还有多少米。男人的薪水总是来得那么慢，米缸里的米却越来越少，终于什么都掏不出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一点，做成一大锅稀稀的粥，供一家人吃上好几顿。
在王永庆童年的记忆中，除了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点猪肉，平时一天三顿都是喝稀饭。乡下有句俗话：“勤快勤快，没饭有菜。”王永庆的母亲詹祥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一些青菜，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打理菜地。王永庆从小就勤快懂事，成了母亲种菜的好帮手。
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大了要上学。
当时的台湾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台湾的目的，就对台湾地区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台湾人民讲日语，灌输对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日本人的这种奴化教育，中国人只能忍受。
王永庆7岁时祖父就开始念叨上学了。虽然是日本人管的学校，却有中国教员。这些教员经常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送孩子进学校。那些教员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怎样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对村民们来说，教员们讲的这些都没用，他们并不懂得将来怎样，认为将来就是要娶老婆生孩子。
相对于其他家庭的孩子来说，王永庆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父母比较开明，他们支持孩子去学校上学。就这样，王永庆幸运地进入了小学。
尽管学校为了招收学生已经把学费压得很低了，但家里为了给他筹措学费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每年要多出一笔学费，所以母亲要多养一头猪才能支撑家用。
父亲把他送到新店国民小学时，他还光着脚丫，家里没有钱给他买鞋穿，书包也是一条粗布巾扎成的，雨具是竹叶做成的笠帽，那里的雨下得很频繁，笠帽几乎是每天都要戴的。
虽然王永庆才7岁，但他要提前起床，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要起到表率作用，在去上学之前帮家里做些事情。首先是打水，水井离家虽然不是很远，但是对于一个刚刚7岁的孩子来说，要把水缸打满仍旧会累得满身大汗，花去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还要喂鸡喂鹅，然后才能上学。上学要徒步跋涉3公里，再两次渡船过河，穿行近10公里的路到达新店国民小学。
那时候，大部分孩子对学习都没有什么兴外的水龙头用冷水冲洗，即使冬天也不例外。他认为，每天省下3分钱等于比福岛正夫每天多卖出3斗米。
这样，王永庆勤干苦做，开源节流。一年后，他的生意就超过了福岛正夫。嘉义当时共有26家碾米厂，王永庆排名第三，而福岛正夫位居第四。在日统时代，王永庆能有如此业绩，实属难能可贵。
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获得了成功之后，他用积累的资金扩大了碾米厂的规模。虽然他很年轻，但论经济实力，已成了嘉义数得着的头面人物。
产品销不出去，王永庆竟然做出了增加产量的决定，引起公司内部的激烈反对
正当王永庆踌躇满志，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时，台湾的大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侵略战争，并加紧了对台湾的掠夺，规定一切人力、物力都要优先供应战争所需，导致整个台湾物资极为贫乏。
到了1941年时，台湾地区的水稻因为肥料缺乏而收成大减，并且因为日本供应侵华战争需要的关系，导致粮油等物资极端匮乏，于是日本人开始在台湾实施物资配给制度，其中一项便是对大米采取“共精共贩”的方式供应。也就是说，对稻米的碾、售实施配给制度。
当时的嘉义市大约有12家规模不一的碾米厂，在实施了新制度后仅剩余两家，其余的一律关门。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后，粮食越发奇缺，连替代食物也无法满足供应，台湾人民处于饥荒状态，甚至连卖米商都无粮果腹。在这种情形下，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只有关门。
苦心经营的事业落得如此下场，王永庆自然深感痛惜，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知道，这是个人无法控制命运的特殊时期，只有耐心等待时局好转，以图东山再起。于是，他收拾家当，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老家直潭。
王永庆这次回老家，虽然算不上衣锦还乡，但毕竟在外面闯荡了10年，已经小有名气，足以让乡亲们啧啧称羡了。而且，在这10年的艰苦创业中，他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笔钱。回到家乡后，他买了数十亩土地。
中国有句古话：“有土斯有财。”王永庆深明此理，将钱投资在土地上，既可保值，又可奠定社会地位，还可在日后事业扩展时作为信用的保证。尤其是与银行来往时，有土地担保，自然可以确保贷款的信用。
王永庆所购多是价格便宜的山林地，为了补充一家大小粮食供应的不足，他选择地势较平坦而且肥沃的地方栽种红薯。第一年种出的红薯特别大，第二年就明显变小了，第三年长出的红薯则像树根似的又长又细，而且多遭虫咬。原来，这些土地原先没有种过庄稼，土地的肥力不足，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没有施肥，肥力只有消耗没有补充，自然长不出好红薯。
后来，王永庆跑到嘉义民雄一带开设砖厂。烧砖需要煤炭，对于资源十分缺乏的台湾来说，煤炭和粮食一样紧俏，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因此兴办砖厂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另外由于烧砖时会冒出浓烟，影响当地的农作物，尤其是当稻子开花的时候，日本警察便会前来强迫砖厂停工。
砖厂的员工都是海口渔村的人，一旦工厂停工便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而当时的米都是配给的，因此员工们主动提出愿将配给的米交给警察机关，请其停配他们应得的米粮，以赔偿稻农因浓烟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让砖厂得以继续开工。
在距离王永庆所经营的砖瓦厂不远的斗南地区，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砖厂，名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台湾当时的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红砖，但绝大部分业务几乎都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独家垄断，而像王永庆开办的小规模砖窑只能勉强度日。
王永庆的砖厂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由于烧窑用的煤炭在当地不易取得，于是他又把砖厂搬到板桥。但是后来板桥的砖厂也关门了。虽然兴办砖厂的历史不长，但其间所获取的经验对于王永庆经营理念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在台湾，嘉义县不但盛产稻米，同时也是木材的集散地。大约在1943年前后，也就是王永庆大约26岁时，他开始转向买卖木材。
抗战胜利后，台湾脱离了日本统治，重回祖国的怀抱。光复后的台湾百废待兴，岛内对于建筑材料，包括木材的需求急剧膨胀。
王永庆从事木材生意，对客户收账的条件放得很宽，并且从不要求客户担保，所以既没有因此吃过倒账，也没有和客户发生过争执，原因在于他不但充分了解客户，而且还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当时有超过半数的营造厂都是他的客户，使他的业务蒸蒸日上。
前华夏海湾塑胶公司董事长赵廷箴，当时正从事营造生意，他成立营造厂时必须交缴一笔保证金，于是他找到王永庆，希望他能提供资金支持，王永庆当即借给赵廷箴十几根金条。等到赵廷箴的乐丰营造厂成立之后，工程上所需要的木材则完全由王永庆承包了。
王永庆又把之前被迫关闭的碾米厂恢复了营业。1946年3月，经过一番筹备，他在嘉义车站附近盖了一家当地规模最大的碾米厂。二次经营碾米厂的王永庆因为经验丰富，设备投入也不多，因此米厂在短短的10个月内得以竣工，于1947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
不料开工才3个月，突然飞来一场横祸。1947年3月11日，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一卡车稻谷。车刚到碾米厂，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冒出了两名警察，要求王永庆到警局接受侦讯。到警局之后，那两名警察不容分说，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将他拘禁了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侦讯，证明王永庆所买的稻谷确实是从同一粮区运来的，总算无罪开释。回家之后，王永庆对此次牢狱之灾愤愤不平。他觉得，现时的政治气候极为敏感，虽然这次幸免于难，但将来未必如此幸运。基于这样的考虑，王永庆决定放弃稻米生意。
1953年，为了配合美国的援台目标，国民党当局在“行政主管部门”下设立了“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为了争取美援，台湾当局还聘请了美国纽约怀特工程公司充当技术顾问。
怀特工程公司向“经安会”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座树脂加工厂（pvc）。在选择具体承办人时，“经安会主委”尹仲容本来选的是原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义，后来台湾银行在嘉义分行的客户名单中发现了一位名叫王永庆的米商有800万元存款。于是，尹仲容便要求“工委会”主管化学工业的严演存博士“透过旧识赵廷箴，邀约其与王永庆一同投资”。
按照常理，要开设一家工厂，必先作可行性调查，然后再作决策。可王永庆在接到严演存博士的电话后，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便一口答应下来。
1954年3月，“福懋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王永庆与赵廷箴只用了3年时间便完成了建厂任务并正式开工生产。后来，王永庆前往“工委会”拜见尹仲容，请求将福懋塑胶公司改名为台湾塑胶公司。
虽然建厂一帆风顺，但等工厂投产后问题就出现了，塑胶厂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第一年所生产的pvc粉几乎全部积压在厂区内，这成为当时让王永庆最为头疼的事。
眼看着产品堆积如山，王永庆如坐针毡，进退维谷。产品销不出去，当初一起合伙入股的几位股东纷纷要求退股。无奈之下，王永庆以板桥、松山两处砖厂和10多亩土地的所有权来交换台塑的股份，然后一个人独撑天下。
通过分析产品滞销的原因，王永庆发现，在建厂初期，pvc粉的国际行情是每吨1000美元，但到了投产时则跌至每吨1000美元以下。自投产后，台塑的产量一直很低，而且成本又偏高，另外再加上出口市场没有着落，岛内仅有的两家胶布厂认为台塑的pvc粉质量欠佳，拒绝采用，转向全部进口。
经过再三思考，王永庆提出了增加产量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立即遭遇到了公司内部的激烈反对。各级主管强力主张王永庆应请求当局对进口实施管制，因为这样做见效最快。公司内部的反对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王永庆认为，台塑应该从长远着手以稳固企业经营的根基，扩增产量虽不一定保证成功，但至少是希望所在。
王永庆的完整构想是，台塑应首先通过扩大规模以摊薄成本；其次是筹设二次加工厂以消化pvc粉；最后是将最终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扩大生产规模。经过认真策划和精心设计，台塑的pvc产量大大增加，从当初的每日4吨增加为每日20吨，且购买设备的资金只占当初设备总费用的20%。
对比日本pvc厂的产能，王永庆认为月产1200吨才足以使价格具有竞争力，但最后为了安抚公司内的反对情绪，还是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日产20吨。
台塑渡过这一危机后，加速发展，不仅是石化业的老大，而且成为纺织界的新霸主，于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台湾第一财团的宝座。1978年，台塑集团企业总营业额第一次超过10亿美元，成为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
全球经济衰退之时，王永庆却大肆收购美国企业，不合常理的举动震惊了美国工商界
王永庆虽然有投资岛外的想法，具体如何着手，心里没底，对台塑是否具有与世界级大企业竞争的能力也没有把握。为此，他决定赴美国考察。
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之行给王永庆带来了很大震撼。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自由、繁荣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充满了自信。
美国的繁荣程度让王永庆吃惊。无论在纽约还是洛杉矶，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道路上豪华轿车往来穿梭。当时，别的国家还很少见的家用电器在美国已经全面普及。工人的工资和台湾比起来简直如同天上地下。美国一家真空管制造厂的女工的薪水比台湾的总经理的还高。
为什么美国如此富裕、繁荣呢？经过细心探究，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效率和利益的确保。美国一家只有350名工人的收音机工厂，每月却能制造出15万台收音机。这种生产效率在台湾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商家从不隐讳利益，老板要确保利润，员工也要拿到足够的薪水。大家不是靠降低利益、勒紧裤腰带来支撑日子，而是多产多销、多赚多花，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王永庆再度出国考察。他这次由美国转道欧洲，考察多个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大企业技术之优良和设备之先进，让王永庆感到震惊。在英国的某家公司，最吸引王永庆的是那支庞大的、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这家公司的研究院共有研究人员3000多名，大多是英国优秀的人才，其中还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王永庆还了解到，不仅这家公司如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
在欧美的所见所闻使王永庆深具危机感：要想保持巨型企业的稳固地位，生产出一流产品，非增加技术研究与开发力量不可。为此，王永庆于1979年在台塑集团成立技术研究所，后来还陆续成立了一些技术研究部门。
考察归来，王永庆下定了投资海外的决心。他说：“台塑要和美国搭上帮，只要跟他们搭上去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至于投资美国的时机，王永庆重点考虑的是成本节省的问题。怎样才能用更少的投资换取更大的成果呢？王永庆有一个理念：卖冰淇淋要在冬天开业。冰淇淋是夏季商品，为什么要在冬天开业呢？按王永庆的逻辑，冬天吃冰淇淋的顾客少，必须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去经营，并且要严格控制成本，降低价格，在服务上狠下工夫，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这样一点一滴建立基础，等夏天来临时，发展的机会到了，力量便一下子壮大起来。
王永庆投资美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物价飞涨，许多商店关门，工厂不是倒闭就是惨淡经营，失业人数剧增。就在这时，王永庆远涉重洋，从台湾来到世界工业大国美国。在全球经济衰退之时，他大肆收购美国企业，让美国人为之惊叹，也显示了王永庆过人的胆识、远大的目光。
王永庆这一让中国人感到自豪与骄傲的超乎寻常之举，震惊了美国工商界，也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与发表评论，王永庆一时成为美国工商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次收购美国企业只是小规模的尝试，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王永庆在美国投资建厂、收购企业，更是大规模地出击。王永庆于1978年开始在美国德州兴建生产氯乙烯单体（vcm）、聚氯乙烯（pvc）及二氯乙烷（edc）工厂，到80年代初建成投产。
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国际保护主义的冲击波意犹未尽，世界经济持续衰退。美国石化业纷纷压缩生产，甚至出让设备、厂房。王永庆再次出击，收购美国卜内门化学公司（ici）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生产二氯乙烷和氯乙烯单体的工厂，以及收购斯坦福化学公司在特拉华州生产聚氯乙烯的工厂。
特拉华州位于新泽西州的西南部，是美国最小的一州，却是美国石化工业的基地，境内石油化工厂鳞次栉比，非常壮观。王永庆成为这个州斯坦福公司的新主人，在通往工厂的公路上也挂上了台塑公司标志的牌子。
经过几年的整顿与改革，王永庆在美国买下的工厂面貌大为改观，很快走上了正轨，产量与效益大为提高。如从威尔公司手中买过来的一家化工厂，经过一年的革新、整顿，第二年就摘掉了160万美元的亏损帽子，并一举获得了600多万美元的盈利。
王永庆的大胆收购与成功改革，引起了当地政府与新闻界的关注。当地一位官员佩服地讲：“王永庆从台湾带来了东太平洋地区的中国魔力，他的经营手段和作风具有日本松下幸之助的风格。”
台塑集团是台湾最大的石化企业，也是最大的民营企业，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台塑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台湾有个王永庆。
长期以来，世界化学工业均由美国、德国等工业大国企业称霸。中国人的名字还从未在现代化学工业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王永庆的出现改写了世界化学工业的排名，中国人也跻身化学工业强者之列。1983年，世界化学工业前50大企业家的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华人企业家的名字一一王永庆。
然而，王永庆并没有为这一光环而忘乎所以。他有更为远大的目标，要做世界化学工业的巨头。他又开始了新一波收购美国企业行动与建厂计划。
为了实现台塑集团与美国公司一体化的长远发展目标，1988年，台塑公司吞并美国铝业公司alcoa天然气事业部。其中包括天然气开发、运输管路及碳氢化合物工厂。这样一来，台塑美国企业除可自行提供现有发电设备所需天然气外，并可经由该事业部获得乙烯裂解工厂所需的基本原料，为以后台塑美国企业扩大规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永庆的成功让众多国家看到了他的巨大能量，菲律宾、印尼、泰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不断派人前去台塑大楼，游说王永庆前往他们所在的国家进行投资，并许以提供多方优惠措施。
美国德克萨斯州与路易斯安那州更是铆足了劲，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各项优惠法案来吸引台塑前去投资。
1988年2月初，美国德克萨斯州卡宏县地方政府组成一个由县长、议长、市长、议员、港务局主席与工业促进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10人代表团来到台北，拜访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介绍当地的投资环境，希望王永庆前往投资。
德克萨斯州政府为了争取台塑投资，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配合优惠法令的修改，州长特邀参议员费尔·格兰全力奔走于华盛顿政府与国会，进行游说。杰克·雷斯专程到台拜访王永庆，力求王董事长能去德州投资，否则无颜回去见德克萨斯州父老。
同年5月，美国正在进行总统竞选。身为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竞选百忙之中，接见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大企业家王永庆，建议他到德克萨斯州投资。
美国人民的热情，美国政府的优惠政策，美国政要的造访，打动了这位东方企业巨子的心，王永庆终于划定德克萨斯州为台塑在美国的投资地。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王永庆虽然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收购了很多企业，省下了一大笔钱，但是有些工厂并没有在重建或改造之后马上就带来经济效益。因为这些厂之所以被迫出售，总是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王永庆在接管后也没能迅速扭转局面。
王永庆原先预计这些厂正式投产后，经济就能复苏，但事实上，经济复苏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迟。因此在美国的台塑厂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一度出现亏损的现象。
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石化厂是一家有着28年厂龄的老厂，机器老化，设备陈旧，工资负担又重，再加上当时美国塑胶生产严重过剩，导致价格暴跌，企业不堪重负。
面对这种情况，王永庆镇定自若，处之泰然。在他看来，在“冬天里卖冰淇淋”，不可能轻易出现旺销的局面，但他有信心在“母猪耳朵里做出绣花荷包来”。
通过冷静分析这几家工厂的现状，王永庆从精简人员入手，对那几家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并做出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
经过精简，路易斯安那州工厂的员工从406人降至300人；特拉华州工厂的员工从400人降至220人。
王永庆一方面裁减美籍员工，另一方面，则输入大量的台湾员工。一来台湾员工工资较低，二来他们是在儒家文化环境成长的，容易接受台塑的管理理念，容易接受新订立的管理措施。
在美国裁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美国工人文化素质高，权益意识强，企业裁员常引发工人的抗议与示威活动，王永庆厚此薄彼，大炒美国人的“鱿鱼”而输入台湾人，失业的美国工人岂肯善罢干休？他们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对王永庆进行恐吓、威胁。
一天，王永庆乘专车前往工厂视察，当他的坐车即将驶入工厂大门时，一些游行示威的青年居然用砖块向他的车砸去。保卫人员担心酿成意外事故，劝王永庆返回，王永庆却坦然不惧，他让司机停车，走出车门，昂首挺胸，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
他的这一举动，令在场的人震惊不己。那些极度愤怒的示威者安静下来，惊讶地看着王永庆，也许是被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的气魄与勇敢所折服，相持片刻，他们便不驱而散。
由于王永庆的勇气和坚持，工厂的整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不过，整改的难度仍然很大。除了人的因素外，物的因素也是个大问题。原以为购买人家的旧厂房设备省下了不少钱，事后才发现，修改与整顿一个陈旧的工厂比兴建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还要困难。
但困难并不能阻挡王永庆和他的“台塑部队”，他先后从台湾母公司派遣许多技术人员前来美国，针对生产管理与技术，逐项进行研究改善。
王永庆在大陆打了一个喷嚏，整个台湾都感冒了
1989年11月30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后又经大连进入大陆。对于王永庆的到来，大陆高层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派专人赴大连机场迎接。
王永庆一行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在当时，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永庆一行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显然受到了高规格接待。
在此次访问当中，王永庆提出要在大陆投资一个70亿美元的石化项目。应该说，70亿美元对于刚刚开放10多年的大陆经济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项目。
我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做出决定，于1989年12月5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王永庆。这位享有“改革开放政策总设计师”称号的伟人对王永庆的到来高度重视，在邓小平看来，王永庆是大陆早就希望看到的台湾企业家之一。
为了满足王永庆的要求，邓小平交代随行官员说：要配合王永庆，要和王永庆积极合作。当时，国家领导人在政府内部对于王永庆的到访和要投资的石化项目所使用的名称代号是“1130工程”，后来改称“901工程”。
这天，参加会见的还有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主客双方一见面，立刻就像一家人一样聊了起来，一点也不见外。
王永庆一口气陈述了大约十几分钟，主要思想是向大陆领导人表明台塑集团的经营理念和方法，亦即石化产业必须上中下游垂直整合，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并参与国际竞争。其实，他的言下之意是，台塑集团在岛内发展壮大的基础是因为有一大批下游企业，而如今这批企业纷纷赴大陆投资设厂，如果台塑不过来，恐怕时间久了就会失去这批厂商。
王永庆的“陈情”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国家领导人。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邀请王永庆共进晚宴。王永庆委托女儿王瑞瑜代为致词。王瑞瑜是王永庆与夫人李宝珠所生的第二个女儿，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既聪颖又美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代父致词时年仅20多岁。
席间，邓小平转过身询问一旁作陪的干部：“为什么不安排王永庆作一场报告？”
在场的干部面露难色地回答：“王永庆此次访问大陆的行程高度保密，如果安排讲座，难免会曝光。”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那就在保密的情况下讲嘛！”
三天之后，中央有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出现在钓鱼台芳菲苑报告厅，聆听王永庆的讲座。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讲座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天的王永庆西装笔挺，特意系了一条红色的领带，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了他内心的兴奋。
由于王永庆讲话时闽南口音特别重，同时还不时夹杂一些英文单词，在女儿王瑞瑜的帮助下，还是让每一位听讲的人都清楚地领会到了他的心声。
1990年1月11日，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下，再次乘坐飞机离开美国，经香港飞抵北京。像上次一样，他的这次访问仍然受到了大陆最高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但不巧的是，他的行踪在香港被台湾记者发现，并见诸报端。可以想象，王永庆密访大陆带给了台湾政商两界何等的震撼！
结束在北京的会谈后，王永庆开始在大陆考察。他先后访问了广州、深圳、厦门等地，分别同各省市负责人频频会晤与交流。 王永庆密访大陆的消息被媒体披露之后，引起台湾舆论一片哗然。有人以调侃的口吻比喻说：王永庆在大陆打的这个喷嚏，使整个台湾都感冒了！
1992年11月5日，王永庆在北京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槠基及其他多位领导商谈有关事宜。王永庆投资案已经万事俱备，只欠签约的东风。
王永庆一边与大陆方面展开积极协商，一边着手推动各项准备工作。其中，仅购买炼油及轻油裂解、人造纸厂、bp厂以及年产24万吨低密度聚乙烯厂等所涉及的核心技术等，就已经支付了2700万美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和聘请当地技术人员等费用，台塑首批共计支出人民币达5亿元之多。
11月6日的会谈成功，无论对于台塑还是大陆，都是一件大事。当日晚，国务院领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王永庆一行，庆祝这次合作取得良好进展，并且大陆的工作班子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文件等待签署。
可就在这时，台湾当局对于王永庆的举动大为恼火，认为带给台湾岛内的“政治伤害比经济伤害大”，于是台湾岛内传出了台湾当局对王永庆提出的处理意见，内容大致是：如果王永庆与大陆方面签署协议，那么台湾当局将停止台塑集团的股票交易、责令相关银行冻结台塑集团的资金往来、限制台塑集团高层人员出境。
王永庆闻知顿时既紧张又不安，但为了顾及台湾当局的过激反应，为了台塑的未来发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对几万名股东负责，王永庆于无奈之下只得在征得大陆方面的谅解后，决定暂缓签约。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台海两岸的沟通、交流一直存在着障碍。为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中国大陆政府在1979年提出两岸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在这一方面，王永庆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王永庆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在嘉义县，差不多在日本奴役下生活了近30年。后来又经历台湾光复、“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以及民进党执政时期总共60年。不管台湾政治生态如何演变，他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从未改变。他坚定地表示，他是炎黄子孙，两岸人民一家亲，血肉相连，兄弟情深。
每个人最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最深爱自己的家乡，王永庆也不例外，他深爱着台湾的土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管他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台湾不断繁荣富强、祥和安定的期盼。
他也曾经抨击时弊，甚至对台湾当局一些政策大唱反调，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善意的，他只想能够有个合理的政策来合理利用台湾的资源、维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王永庆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游刃有余，到了官场却成了一个拙劣的学徒，不懂得迎合当权者的意思，屡屡呛水，对一些不好的政策，就无法控制地站出来责问。
由于肯讲真话，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时弊，因此他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王永庆为了实现石化王国梦，他提出在台湾建立轻油裂解厂和重油裂解厂，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由于私人原因，在台湾当局的阻挠下遭到了流产的命运。
蒋经国就曾经亲自过问此事，他对属下说：“不能任其发展，免得以后他做大了不好控制。”除此之外，王永庆提出的一系列建厂计划都遭到了当局的封杀，哪怕是极好极有见地的项目，也难逃厄运。
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三通”上的只说不做，王永庆更是恼火异常，甚至当面警告说，当局如果不采取经贸开放的措施，台湾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必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窒息，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改变拖延“三通”的政策，促使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种种不便和损失即可望消除。在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基础上，一切事务的进行就如同活水一般顺畅流通。不仅大陆台商在岛内的原料供应商可以省去赴大陆设厂就近配合的麻烦，世界著名企业的在台机构也会谋求扩充发展，甚至其他知名企业也可能到台湾设立营运中心。他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采取开放措施，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2000年11月，王永庆发表讲话说：“好多年没有三通都在通，通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危险，政治的话会更安定，更方便节省，三通的话，我们的竞争力会更强化。”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上任前，就曾向王永庆请教，王永庆表示一再希望两岸赶快通。
2008年11月4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北达成了海运、空运、邮政、食品安全等四项重要协议。这意味着王永庆期盼的两岸三通终于实现了。
遗憾的是，享有台湾“经营之神”美誉的王永庆，于美国时间2008年10月15日凌晨在睡眠中安详辞世，享年92岁。他若有知，必然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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