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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和新婚丈夫刚到莫干山寺院的次日一早，蒋光头就被叫去参加一个据说是“D的重要会议”。那天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
正如宋二姐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俩的结合是政治，不是爱情。”
1927年12月10日，即蒋宋婚后第9天，蒋光头恢复了其国民GM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来又被选为国民DZY执行委员会ZX。
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光头离婚声明。声明中写道：“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引起上海各界舆论大哗。
这次婚宴大肆铺张，盛况空前。《上海时报》报道说：“这是近年来华夏最辉煌夺目的一场婚礼。一方是前南京军的统帅华夏当红的强人，另一方是跨政经两界，呼风唤雨的孔宋财团。”
关于蒋宋联姻，人们评论很多，一位外国历史学家唐良利评论说：“蒋光头渴望全盘继承孙逸仙的遗产，不容别人分享。”就连宋二姐也认为蒋夫人同意蒋光头的婚姻是“有安排的”。
斯.诺报道说：“在我第一次见到孙夫人时，她说对这个婚姻，双方都是出自机会主义，没有爱情。”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的，得到的往往和失去的是成正比的，男人对于爱情的思维是，喜欢，征服，占有。女人对于爱情的思维是，心动，情动，行动。
然而蒋宋的思维则是一切皆为利益服务的。
单纯论利益而言，他们都满载而归了，但是，别忘记，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其最主要的标志，那就是感情。
尤其是女人，在物质以及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更在乎的是享受，但是，蒋夫人在这一方面，几乎是颗粒无收。
莎士比亚的浪漫，三十岁女人的需求，种种正常女人能够享受的到的东西，在蒋夫人的爱情世界里，少的可怜。
孔宋*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蒋光头需索金钱“JG”。蒋光头的“JG”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光头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JG”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
一九二八年，蒋光头确立他在国民D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
由于蒋光头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蒋光头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两千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光头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华夏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蒋光头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一千七百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
一九三〇年，十三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光头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华夏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光头当家执政三年，华夏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
那一年及次年，国民ZF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光头的做法。
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华夏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华夏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华夏的预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G”之后，蒋光头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GM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
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光头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光头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华夏官员解释给他听：“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蒋光头指派他为“上海JG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ZF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ZF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ZF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六百万元，其中约十五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华夏ZF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从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组织，继续大撒银子保护地盘。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十家吗啡工厂，他们每个月付国民ZF四十万元保护费。随后，杜月笙要求ZF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三百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光头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ZF委派蒋光头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蒋光头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一千六百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ZF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三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
许多华夏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光头利用鸦片支应ZF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ZF因为蒋光头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光头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ZF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鸦片成本四百元为例说明。
官员要在这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ZF继续怪罪列强ZF害华夏摆脱不了鸦片。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华夏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华夏全部已有两百零四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华夏仍有三百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一百八十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一九三五年，蒋光头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的说法：“华夏ZF垄断华夏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华夏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华夏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ZF也因此税收大增。”
蒋夫人对于蒋宋以鸦片毒品谋取利益的事情，当时并不知晓，但是，当知道的时候，内心深处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她是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对于鸦片的反感，她比任何人都强烈。
除了在经济上，在政治上，蒋夫人也在为蒋光头冲锋陷阵。
二次北伐进展得很顺利，虽然1928年5月3日在济南遭到了日本野蛮的武装干涉，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但蒋光头避免了和日本直接的武装冲突，继续北上，终于占领了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
蒋光头收复北平天津之后，剩下的就是东北问题了。因为济南惨案的教训，他知道如果继续进攻东北，日本必将直接干涉。所以只有考虑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停止对关外用兵。
早在1926年7月国民GM军在广东誓师，开始北伐，国际势力即担心华夏形势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后来蒋光头“下野”，到日本会见田中首相时，田中保证日本“绝不援助张作霖”，“只求维护满洲的治安”。所以1928年初他刚一复出，就马上进行二次北伐，进攻在华北的张作霖集团。张作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不想退往关外，企图借助日本的帮助保住北京。但此时美英等国看到南京ZF取代北京ZF的形势不可逆转，纷纷表示支持蒋光头，日本也只好放弃在京津地区武力干涉的打算，同意国民D军和平接收京津，并敦促张作霖退回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坐火车从北京回东北，专列在沈阳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事先埋下的地雷炸毁，张作霖被炸死。“皇姑屯事件”成为蒋光头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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