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两杯，三杯……十一杯。邓一群站不住了。众人看到他的脸色红了之后开始发白，赶紧劝他停止。他看着那个厂长，说：“他*，我还能喝，你还、还能招、招多、多少？”厂长赶紧过来，拉住他的手，说：“邓处长，别喝了，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我这次带三十个走，好不好？”邓一群说：“去、去你的。我、我、我他妈自己从不求人，这些女孩子可、可怜啊。你以后可要对她们负责。”徐厂长说：“请你邓处长放心。”
邓一群想去厕所，却感到两腿发飘。他努力往门外走，老焦过来扶他，他一张口，一股东西就直喷老焦而去……
邓一群醉得不轻。
回去以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起来。据说卫生院来人给他挂了水，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
稍后的那几天里，他一直感觉身体不舒服，但他没有说，以为只是倦了，或者是心情关系。在那个星期二的早晨，他已经和苗得康说好，要到下面一个村里去，看看那里一个养鸡专业户的情况。七点半，在食堂里吃了早饭，他坐在桌前却直冒冷汗。
“你怎么啦？脸色怎么这么白？”老苗问。
邓一群感到浑身无力，他看到老苗一张焦急的脸和睁大的眼睛。他勉强笑一笑，说：“我也不知道。”苗得康说：“你感觉哪里不舒服？”邓一群说：“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是浑身冒汗。”苗得康说：“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邓一群心想：那个乡卫生院能看得出什么名堂？嘴里说：“不要紧，我跟你下去呢。”老苗严肃地说：“不行。我陪你到医院去。”
苗得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内心厚道。
到了卫生院，挂号什么的都免了，直接进了内科。院长出来了，检查。检查完毕后，院长脸色严峻，对苗得康说：“恐怕要送到县院去。”
一切就都变得严重起来。
乡里派了车，去县医院。
邓一群有点迷迷瞪瞪的，只好听他们安排。他想：情况可能的确很严重。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车子在路上开得摇摇晃晃，邓一群感觉自己这回可能要死了。他真的有点怕起来。再想想，死掉也好，省得出了问题，还落个笑柄给人家。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前一阵子，也许自己顺过头了，而现在磨难来了。
这也许才是开始，他想。
现在，这条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他感觉自己像个木偶一样，听老苗的安排和指挥。到了县院，院方听到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就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出来检查。
结果是严重胸膜炎并带有轻度结核。
邓一群听了，眼睛一黑。
邓一群在县院住了下来。
乡里安排好了一切，县里的领导也都赶来看望，并安慰他说，他们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治好他的病。院方的专家说：这病很一般，放在二十年前，这种病很可怕，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让他不必多虑。
老苗让他安心治病，乡里的工作不必去想了。治好病，就是最大的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比如是否转到城里去。邓一群摇摇头。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他呢？他是不必为自己的病而担心的，最让他担心的是怕龚长庚把他牵扯出来，那样他一切就都完了。如果一切都完了，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情绪特别地低沉，唯一能让他安慰的，就是乡里又多走了二十个姑娘。老苗听了，也很感慨，说邓一群真的把心交给沟墩乡了。
邓一群情绪低沉，他想回城，一方面可以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可以确切地得到龚长庚问题的最新情况。他是否可以通过关系，问问情况呢？不！心里很快做了否定。那真是疯了。千万不能这样干。
他现在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夫人，犹豫了好久，几次拿起手机，又几次轻轻放下。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打电话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一切听之任之吧。夜里，他感到呼吸困难，睡不着，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病了，突然生病。在知道他已经住进县里的医院后，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要不回来？不回来也好，你安心治病，不要想那么多，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还能让你去坐牢？最多不当你那处长就是了。”
邓一群关上手机，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嗞嗞声响，头脑里一片空白。女人，真是什么也不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做处长呢？坐牢，他是够不上的，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没有了前途，那么他邓一群这么多年的努力干什么？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出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那么，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他感觉，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
万念俱灰。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龚长庚这一倒，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他越想越害怕，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
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他想：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他恨不得丢掉她。离掉她，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
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对他特别地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花，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出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
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
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询问情况。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说你这样是最好的，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签报发票的事情，到时追查起来，你是可以推掉的，毕竟不属于行贿，最多只是违纪。下级服从上级，你也是不得已。而关于那一万块钱，肖国藩说，那根本不算什么。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那永远也忙不过来。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要是让她哥哥知道，免不了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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