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如玉的这位霸道父亲，退下来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在家里沉默寡言，定时起床、吃饭，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坐在那张大写字台前阅读报纸和书籍。报纸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邓一群发现事实上他对《人民日报》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做做样子，好像是让家里人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他只看一版里的重要消息和社论，然后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上一些道道，边上注明必须要注意几点几点，要求家里其他人也一起阅读（事实上家里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张报纸，例如他的妻子只读城市晚报）。他的那些红铅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非常难看，就像是蜘蛛的腿爬过的痕迹。最让邓一群有时感觉好笑的是，有时报纸上出现什么反面人物的名字，他会在那些名字上打上红叉叉，一如在法院时在布告上打叉一样。当官当出来的职业病，病到了好笑的程度。除此，老人家会爱画两笔，这可能是他唯一像点样子的事情。邓一群有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看他作画，但那画却实在不敢恭维，画得山不似山，水不像水，至于花鸟鱼虫，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要命的是老人家绝不认为自己是在消遣，而纯粹是在进行艺术创作。
肖如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这一生里最重要的除了孩子，就属于丈夫。在这个家庭里，她帮助丈夫树立绝对的权威。丈夫当权的时候，她跟着享受；丈夫没权的时候，她依旧小心地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丈夫是家庭的中心。退休前她是省级机关里的一位会计，但她对财务根本就没有弄懂过。她是个不肯动脑筋的人。她常常对邓一群抱怨说，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事情也记不牢。她在家里常常感觉很难受，她不喜欢看报纸，同样也不喜欢看电视，出门又不方便，于是只能在家里同保姆拉家常。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据说在肖如玉家里已经干了好些年。肖如玉不喜欢这位老保姆，嫌她干活不细，择菜择得不够干净（保姆眼睛不好，她自己说是生孩子那年在月子里下地干活被风吹的），菜也烧得不可口等等，但是家里却没有把她辞掉的打算。肖如玉说一是因为她觉得她很可怜，她的丈夫得了癌症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已成家，但他们却一个也不肯赡养她。二是因为这些年来已经用惯了，她妈妈觉得有这个老保姆陪着聊天，可以打发掉不少空虚的时光，日子好过。家里有这样一个人做对照，可以更深更好地理解眼前的幸福生活。老保姆的一些好处是人所共见的：干什么活都是任劳任怨，家里有什么剩饭剩菜总是她吃完，绝不浪费，永不主动提出加工资，上街买菜也总是尽量帮主人家节省每一分钱，在家里从不多话……
邓一群从这个保姆的身上，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每年都会寄点钱回去，或多或少，而他妈妈却总是让他不要寄，说让他节省下钱娶亲成家，事实上她的心里有多高兴啊！最近二哥邓一明来信说，全家一年的粮食才卖了不到八百块钱。刚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农村生活真的很艰难。由此他更要珍惜眼前的生活，他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娶一个城里女子做妻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结婚，生子，这样，他作为一个昔日的农村青年，才算是走到成功的巅峰。
机关里的人对邓一群正式恋爱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从他们的话语里，他能感觉得到，他们好像觉得他能找到这样一个家庭是件很庆幸的事情。肖如玉并不漂亮，文凭也不高，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他应该感到庆幸呢？无非是因为他的出身，觉得他是农村出来的，家里条件又不好。邓一群心里对他们那种表示祝贺的话语非常反感，但是他却努力克制着，嘴边露出淡淡的笑。一些人妒忌了？
我不够强大，我还缺乏力量。我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小看我。就像机关的人对待周润南一样，心里有怒，但却还得处处唯唯诺诺，小心地看他的眼色行事。
龚副厅长也很有意思，一点也看不出他像个干部的样子，对谁都很客气，不仅对中层干部，对一般的科员也很礼貌。与周润南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大家觉得他非常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在机关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就餐时的身影，绝不搞特殊化。人们还看过他的妻子，因为有时他的妻子会到单位里来找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对厅长周润南，龚副厅长总是表现得很尊重，在工作上完全服从他的安排。与龚副厅长最好的，是小车班的那些驾驶员，开会时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肖如玉的哥哥同龚副厅长是熟悉的，至于熟到什么程度，她哥哥不讲。一个过去在组织部，一个在人事厅，开会经常会看到。这是表面的，私交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甚至连一点也没有。邓一群有次提到对龚副厅长的印象，肖如玉的哥哥肖国藩处长笑起来，说：“龚长庚是什么人，在组织部呆了那么多年，对场面上一套很熟悉。周润南不会长久的。”邓一群听了唯唯。肖国藩批评他说：“小邓啊，在机关里首先要精明，有很多东西要学。”
邓一群对他这个未来的大舅子充满了敬畏，因为他觉得这个大舅子可以直接影响他的前途。有这样一个关系和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坚信这一点。
［41］
肖如玉开始改造邓一群。
首先她从外表上对他进行包装，她说他身上有一种土气——头发理得不齐，邓一群说是自己习惯在路边的小理发店理发，两块钱，很便宜。的确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进城这么多年，他害怕进那种门面装修得很漂亮的发廊里去。是不是天生骨子里对城市的某些方面有一种畏惧情绪？鞋子上蒙灰太多，擦得不勤，而且鞋子的式样很老气。鞋子一定要擦干净，干净才有点绅士的样子。衣服的质地不好，现在流行休闲、全棉的，而不是他那种藏青色的化纤布料。其次，社交时还应该注意一些必要的礼节，说话时要尽量讲普通话，而不要再发那种家乡味很重的土音，等等等等。
邓一群过去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被她一说，才发现的确很有道理。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陪着他第一次去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家叫“时代风云”的理发厅去。那个理发店一进去就能感觉到那是个宰人的地方，装修得像一个宾馆，里面到处都是大镜子，在日光灯下明晃晃的，一式的沙发转椅，后面立着站得笔挺的年轻小姐或年轻先生。小姐的制服是统一的，先生的制服也是统一的，看上去比邓一群这个顾客要整齐得多。肖如玉让邓一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过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肖如玉同她讨论需要怎样的一种发式，邓一群一句也插不上嘴，他决定一切听从肖如玉的安排。小姐的剪子在他的头上发出清晰的声响，一绺绺头发落了下来。头发上有油（已经有好些天没有洗头了，他喜欢头发油光乌亮的那种感觉，但肖如玉说他是个农民，只有农民才会这样想。头发应该勤洗，要蓬松，有光泽）。理发的小姐很漂亮，脸和手都显得特别的白（那是因为成天和热水、洗发精、护手霜接触的缘故），因为白，也就显得很嫩。小姐的身上有一股特别的香味。肖如玉坐在一边翻看杂志，那些都是一些台湾、香港出版的时尚刊物，印制非常精美，的确是大陆方面不好相比的。邓一群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一切听从理发小姐的安排。心里的感觉怪怪的，他不喜欢在那样一个场合，尤其是在肖如玉的眼皮底下，被那样一个年轻的小姐用手在脸颊上抚来抚去的，让他内心里禁不住产生一些非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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