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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邓一群总体感觉很平静。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他慢慢变得有点习以为常了。邓一群知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在机关工作阅历的延长以及生活的丰厚积累，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与上下级的交道中，他学会了怎样比较妥当地处理一些问题和进行恰当的应付。他很谨慎，一点很微小的事情，也尽量把它解决好，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把事情办坏，如果办坏，也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尽了很大力气，而根本原因并不出在他的身上。他学会了什么时候讲究原则，什么时候又要运用变通。该刚则刚，该柔则柔。领导和同事都看到他越来越会“来事”了。他很注意学习，学习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这时的老百姓已经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室里的那些同事们经常会在一起大骂世风日下，大骂在市场条件下道德的丧失与沉沦，大骂腐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一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谚语。人们有一种对权力不无滥用的神往和无奈。
邓一群从报纸里读到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已是泥沙俱下。部分南方城市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失了势的老干部叹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想不通。邓一群当然也有牢骚。每个人都有牢骚。但是邓一群的真正本领却是从不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最多只是回到宿舍的时候和室友小倪说一说，图个心里痛快。他知道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是最不明智的。
老家来信告诉邓一群，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多了，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吃饭再也不是问题了。但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也开始显露了，粮食打多了，但却一天天变得不值钱了。他的二哥现在也还没有谈上对象，他已经跟着村里的人到上海的一家钢铁厂去打工。邓一群心里安稳了不少。他不希望邓一明到陵州来，到上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妹妹想跟嫂子的妹妹学烫发手艺，没有得到家庭的通过。嫂子的妹妹刘正红现在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生意红火得很，已经带过十来个徒弟了。邓一群心里不怎么高兴妹妹的想法，他们是个正经人家，他还是希望妹妹能够老老实实地在家种田，然后找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嫁人。
妹妹要是跟着刘正红学手艺，早晚要学坏，这就是邓一群的感觉。邓一群在几个月前又回过一次老家。他在镇上又到过刘正红那里去一次，他觉得她的屁股比过去更大了。她变胖了很多，脸胖得就像一个圆盘子，头发烫得蓬成一团，眉毛也描得很长，嘴唇涂得红红的。小小的理发店装修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一些香港男女影、歌星的艳照。屋里很暖和，刘正红只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把胸前的两只奶子勒得浑圆。她手下还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那两个女徒弟其中的有一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不像是个正经女子。邓一群和刘正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就进来一个男子，油头粉面的，她们叫他朱干事。邓一群猜想他是乡里的干部。他进来后就坐在了椅子上要刘正红给他修面。他对屋里的邓一群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刘正红热情地招呼服侍他，给他围上围布。他就半闭着眼睛开始享受起来。邓一群看到刘正红的手指真长啊，而且是那样地白。她的十指涂上了什么奶液，在那个叫朱干事的粗脸上按摩起来。那张脸大概开始热起来了，于是他就开始同刘正红调起情来。刘正红听了他的那些话就嘻嘻地笑，拿手轻轻地在他肩头上打。那人就夸张地哎哟哎哟叫起来。邓一群在心里就很不自然，心想：在他面前，她也真是好意思。她不是什么好女子。这个镇子上，那些男人对她都有点那么不三不四，尤其是镇上的那些小干部。邓一群在心里对这些干部开始产生了厌恶情绪。那人后来乘势在刘正红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她就惊叫着跳起来，说：“死大朱，你干什么呀？我家亲戚还在这里呢！”那人才回头看了邓一群一眼，回过神来，客气地说：“啊，啊，你在哪里工作呀？”刘正红就抢着说：“他是省里的干部呢，大学毕业分配就留在了省里。”那个人就问：“啊，请问你在哪个单位啊？”邓一群说：“在省政府。”他有意没有说是机械工业厅。那人听了立马收敛了放肆。
权力和身份是如此地重要。邓一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机关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城里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尽管他目前生活在城市里，是一名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但他农村出身的身份是永远也没法改变的。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还会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着你。特别是在虞秘书长去世后，他感觉别人对他完全不以为意。这种感觉在他心里很强烈。是啊，他唯一的靠山没有了，谁会在乎他？机关里的那些人只会叫他干活，把最重的工作分摊给他，而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公平。在他们眼里，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机关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了。
如果你获得了权力呢？那就不一样了。邓一群看到，机关里也有一些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完全没有人敢小瞧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权。权力就是一切。而权力和身份的获得，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要努力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家庭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并且分在了省级机关。如果他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在机关里可以不再受小瞧，而且全家人都会跟着沾光，乡、村里就再也不敢有人欺负他们家了。
努力的办法就是在机关里要变得有城府，要在表面上表现自己的进步和积极。牢骚话绝对不能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说。
邓一群开始是很不习惯机关的开会。平时处里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样子，连处长们也开一些玩笑，有些甚至还很有点色彩，但只要一开会，大家立即就板起了面孔，正襟危坐，严肃异常。讲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们一个个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来。
他们在会议上不再骂娘，也不再发表对时事不满的意见，而是说些听起来非常虚假的官话。说这样话的时候，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个个表面上又很坦然——单位里就是这样子，做表面文章可以更好保护自己。慢慢地，邓一群也说起了假话和套话与空话，而且说得越来越流利，这都是受他们熏陶的结果。
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奇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做那种表面文章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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