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人生当中一棵很重要的大树倒掉了。
邓一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
他想不到虞秘书长就这样死了。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掉了呢？过去他一直感觉老人家的身体是不错的。但是车祸却是无情的。按说像他这样的好干部，是不该遭此横祸的。看来老天不长眼。他死不要紧，却害了他邓一群。他年纪这么轻，刚刚有了靠山（而且这个靠山还非常硬朗，想不到却这样抛下他走了），这让他今后依靠谁去？
邓一群感到一种强烈的无奈。
省机械工业厅的周润南厅长五十出头了，身材粗壮结实。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精力充沛。他面色红润，说话时嗓门很响，显得底气十足。一口北方口音，普通话和他的家乡方言相杂，很有味道。
周厅长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看上去，他的形象很像是影视作品中所塑造的领导者，或者说那些演员在模仿像他这样当官的人。他有一种威严，稍稍不足的是他正在衰老，眼睛下面有了沉重的眼袋。他西服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工作上很有一套，同时他对官场上的一套谙熟于胸，通过这些年来的动作，在省机械工业厅他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是这里的一号人物，他是领头羊。他说了算。在厅里，谁都知道另外几个副厅长不过是他的陪衬。他是个具有极强领袖欲的人物。自然，他也不是天生具有领导才能的。据说他在下面当副市长的时候，就经常遭到同僚的排挤和打压，吃过不少亏。也正是这样，才有了他今天这样的手段。当年的失败，为他积累下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邓一群第一次看到他时，已是在好几个月后的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上。
看到他的时候心里甚至有一些激动。邓一群希望周厅长能注意到他，因为他毕竟是他引进来的人啊！但是周厅长在台上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想。周厅长在台上大口地喝茶，大口地抽烟，大声地说话。
几年以后，邓一群对他不再有那种崇敬心理了。因为他已经听说，周润南是多么地贪婪。在机关里他拥有三套房子，一处比一处好，装修得像宾馆一样。逢年过节有无数的人向他送礼，仅酒类而言，家里的茅台就多得可以用车子拉。机关小车班的驾驶员到他家里帮忙运装修材料，他都可以用茅台酒招待，而且让他们敞开喝。他有两个孩子，都已经工作了，一个安排在海关，一个去了美国（据说是厅里出钱送出去的，但谁敢说不呢）。下面的三产红红火火，但也可以说这个三产就像他自己家里办的一样，随时可以从那里拿钱。这些年来，他在全省机械行业的一些改革，被当作成功的典范。他被誉为改革家。省里的报纸、电台经常做他的宣传，北京的大报纸也做（自然是要花钱的）。省里的领导也很高兴。他是一个红人，还被评为省劳模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对周润南厅长来说，他正在事业的巅峰上。
一切错误都可以被那种表面的辉煌所遮盖。
机关里的每一个人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个个都要小心地伺候他。
邓一群好几次想和周厅长说一句话，但他却一直没有机会。有时他甚至想：既然不能到他办公室里去，至少可以在他下班时在楼下看到他。有两次他还真的看到了，但周厅长却没有看到他。他把他肥胖的身体挤进崭新的奥迪轿车，车后冒出一股白烟，一下就出了机关大院。
虞老一死，这根线就更彻底地断了。
邓一群的心里冷冷的。他不想再到那个家去了。那个家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倒是邓阿姨有时还会主动打电话过来，问他最近怎么不去玩了。他有些惭愧，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行为无可厚非。他支支吾吾地搪塞说，最近单位里的事情多，一时走不开，事实上他早想过去了。
过了一些日子，邓一群到底还是去了一趟。邓阿姨家（已经不叫虞秘书长家了）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更加冷清了。邓阿姨的脸色不太好，白白的，可能是过于疲劳的缘故。在那次车祸中，她也受了伤，但只是轻伤。对她的打击，主要还是在精神上。虞秘书长当时整个人被卡在车座中间，等救援的人赶来，把他拉出来，发现他身上、脸上全是血，已经停止了呼吸。
看得出来，她很寂寞。虞秘书长的几个子女对她很不友好，甚至很嫉恨她。他们可以有一千种理由嫉恨她。邓一群问她的生活情况，她回答得倒也很平静，至少她表面上表现得很平静。她问他怎么样，他说就那样。是的，现在他是看不到什么希望了。虞秘书长一死，他邓一群还有什么戏唱呢？机械厅的人不会把他当回事，周润南更不会把他当回事。那次虞老的追悼会，他都没有能够参加。参加虞老追悼会也要有一定的身份，而他是被视为没有资格的。邓阿姨向他解释说，当时事情太多，她又很悲伤，所以关于他的事就疏忽了。
葛素芹作为一个保姆，自然和她没有什么话说。邓一群没有听说邓阿姨在本市有什么子女，自然她很希望他有空能来坐一坐，也算是个熟人吧。在她的心里，也许觉得他过来陪她是应该的，毕竟是因为得到他们的帮助，邓一群才得以进了机械厅的。她和故去的老虞是邓一群这个年轻人的恩人。他有责任，也有义务。然而邓一群的心里却不是这样想，他想到的只是自己失去了依附。失去依附的人也是很痛苦的。你怎么能对一个失去依附的人提出要求呢？这时候任何一个要求都是苛刻的，任何一点要求在他的意识深处都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虞秘书长的死，对邓阿姨这个京剧青衣来说，也许仅仅失去的是老年的依靠，而对邓一群这个没有任何身份也没有任何依靠的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来说，失去的却是一生的依靠。
邓一群一段时间以来，平凡得很。
机关里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很不错，至少表面上不比他差，而且有些人在机动灵活性上比他表现得还要出色。当邓一群失去依附的时候，别人的优势就更加醒目地显露了出来。
邓一群一点也没有想到小倪事实上比他更要成熟一些。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一群从外面回来看见小倪正伏在桌上写什么东西。邓一群是到长途站送他二哥回去的。一个星期前，邓一明从乡下来到了省城，找到了邓一群，说要在这个城市里找个零工做。邓一群心里很有点不快，他二哥的那副打扮，典型的一个乡下傻瓜。也真难为他，他居然也一路找到了城里。到了邓一群他们单位的楼下，也不知道该到哪一层，看到别人进了电梯，他就也跟着进。偏偏那天开电梯的妇女还离岗，他就在电梯里上上下下，直到有人问他，他才说是找邓一群。别人问他是邓一群的什么人，他就咧开大嘴笑起来，非常高声地说：“啊，我是他的哥哥，他的二哥。”好像他弟弟在这个单位里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大干部。当然，弟弟是大学生，毕业分配来的。在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他并不知道一个刚到单位不过两三年的青年人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地位。
邓一群对他的到来，心里充满了不快。
二哥邓一明在村里还是那样，什么名堂也做不了。来的那个晚上，邓一群问他谈了媳妇没有，他脸上现出的都是无奈和紧张，他说他不急。邓一群心里却像明镜一样，知道他哥哥已经实在忍耐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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