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得躲躲闪闪。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样板，从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清晨，机帆船和长途汽车载来了无数的参观者，可奇怪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岛上的向阳旅馆来住宿。
为了排遣难挨的寂寞，一天晚上，谭功达竟然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打谷场上，去观看歌舞剧《白毛女》的演出。他盼望着在那里碰见小韶。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迫使演出取消，打谷场上一片泥泞，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显得郁郁不欢？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向八斤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照例莞尔一笑，不予回答。正当他不安地联想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居民都被下达了禁语令时，八斤却在一天深夜突然造访了他在二楼的卧室，一口气和他聊了三个小时。
每天下午，村子里的几个老人都会拿着扁担、草绳和镰刀，到岛上来收割紫云英。他们一律戴着草帽，手臂上带着同样的袖套，甚至他们藏在宽宽帽檐下的脸，都是同样的表情。他们把紫云英的藤蔓齐根割下来，运到附近的一个草凼里去沤肥。在阳光下，他们整齐地排成一行，依照统一的节奏，挥舞着镰刀，动作的整齐划一程度仿佛经过了预先的排练。到处都是被阳光晒瘪的紫云英那热烘烘的气息，青蛙和蝈蝈满地乱跳。若是突然遇到暴雨，老农们也会涌到旅社的房檐下来暂避。他们总是静静地站在雨幕之中，对于谭功达这个外地人，也没有任何好奇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天下午，谭功达从床上午睡醒来，脸颊上印着竹席的压痕，再次前往位于半山腰附近的公社党委办公室。如果他的运气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能碰到郭从年本人。接待他的仍然是上次那个办事员小徐。隔了十来天，小徐已经把谭功达给忘了。他手忙脚乱地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张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介绍信：
“噢噢，您是从梅城来的巡视员同志。”小徐一脸歉疚地朝他笑了笑，“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文要处理，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事情一多，我就给搞糊涂了。您说，您有什么事？”
说完，他手里飞快地转动着一根红铅笔，一脸诚恳地看着他。谭功达表示他来花家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可是公社方面却没有给他分配任何工作，再这么憋下去，恐怕自己的骨头都会生了锈。
“工作？什么工作？”办事员小徐望着他笑，“在介绍信上，您的职务不是巡视员吗？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您的意思是……”
“到处转转，好好看看！这就是您的工作。要不要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向导？”
“这倒不需要，”谭功达道：“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成天在村里瞎转悠，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工作？比如说——”
“不可能。”办事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刚从梅城来，对于花家舍人民公社的行事规则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你初来乍到，可以慢慢学。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们不会向您——地委领导指派的巡视员同志，安排什么工作，也不会向任何人分派工作。首先，工作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在花家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这种荣誉。比如村子里的那些土匪出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你懂我意思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作的主动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主观能动性，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真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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