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功达喘着气，骂道：“歇会再走，好不好？干嘛那么着急？是你们家的房子失了火还是怎的？”
清澈的溪水淙淙地流淌。成群的江鸥在桑林上空盘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养蜂人头戴面罩，正在帐篷前摆弄蜂箱。在他身后是大片起伏的坡地，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谭功达一屁股在溪边的茅草地上坐下，高麻子递给他一支烟。谭功达因见坡地上大片的红花，被阳光照得仿佛烧起来一般，便问道：
“那是什么花？”
“翘摇。”高麻子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回答道：“又叫紫云英，我们当地人都叫它红花草。”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并不奇怪，”高麻子解释说，“五四年春上，鹤壁地委组织我们去花家舍参观，我见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这玩意儿，就向当地的老农讨了些种籽带回来。当时我也是看着这花惹人怜爱，带回来种着玩的，没想到它却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这紫云英难道也可以入药？”
“入药？”高麻子白了谭功达一眼，“你作为一县之长，怎么倒像个武陵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知道这些年，梅城一县，饿死多少人？鹤壁一市五县，又饿死多少人？普济乡倒是没死人，可全靠这紫云英救的命。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你可别小看这小花小草，生命力极强。播下种子，雨水一淋，十天半个月就开花了。河边、田埂上、山坡上，哪儿都能长，刀割一茬，没几天又窜杆开花了。这玩意儿，猪能吃，牛能吃，人也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呢。我去年腌了两坛子，还没吃完呢，待会到了家，让你嫂子弄一点来下酒如何？”
“那最好。”谭功达道。
论年龄，高麻子比谭功达还要年长一岁。当年他在普济读过几年私塾，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做文书。皖南事变之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就连夜赶到苏北，找到了谭功达，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参谋。到了四八年，江南新四军改编时，他已经是团长了。刚一解放，高麻子要学那曾文正公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百战归来再读书”，地委行署的聂凤至要调他到县里给谭功达做副手，他一口拒绝。回到普济之后，就与当地的一个农妇结了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经不住谭功达软磨硬泡，才答应出来做了个乡长。
说起县上的事，谭功达一肚子苦水，不知从哪儿倒起。好端端的一件事，一旦到了自己手上，立刻就成了烂泥一团，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刚刚诉了几句苦，高麻子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想想，倒真是够呛，别的不说，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那一个”指的是谁，心里闷闷的。
“再说了，天上风云不测。”高麻子接着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人要学朱元璋，有人要做李自成。你在底下当个芝麻绿豆官，滋味肯定不好受。”
谭功达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吃了一惊，朝四下里看了看，虽说不见人影，还是压低了声音，问道：“李自成怎样？朱元璋又怎样？”
高麻子将手里的烟蒂捏了捏，续上一支，道：“这李自成就不用说了，当年后金的大军逼近北京，大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闯王仓猝在陕西米脂起兵，在崇祯帝的后脊梁上狠狠扎下一刀。你说他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救大明吗？虽说攻下了西安城，他不是立刻就改西安为长安，做起那大顺帝来了吗？再说他手下那一帮人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还不是图个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可一旦分封既定，夙愿已足，却偏偏有人要给他来个托洛斯基式的‘不断革命’，你说这伙人受得了吗？这一流的人物，史不绝书，大多目光短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区区一个书生李岩，又能顶个什么用！
“可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口号中，他的志向可见一斑，一旦做了皇帝，河清海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眼光、胸怀又未免过于远大了些。他要那天下江山，千秋万代都姓了朱，永不变色。手底下的那二十四员悍将，没有一个看得顺眼。胡惟庸是怎么死的？李善长又是怎么死的？洪武帝为何又废除宰相一职？修竣法，严吏治，天下山河都入梦中……哎，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听得懂？
“不过，最可笑的，这世上还有一类人。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景。又是修大坝，又是挖运河，建沼气，也做起那天下大同的桃花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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