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佑十七年春天，当林平在北方颠沛流离时，南方的连州，一个后来千夫所指的万恶罪人——于鉴，乘坐捷稳的双飞燕，从扬河南岸过来，在几百条渡船中穿行，慢慢的舣楫到了府城江阑北岸“去桨来帆纷似蚁”的玉矶嘴码头。此刻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秀才，并没有后来的疯狂，而是神情忧郁，两条浓黑的眉毛几乎要拧到一块了，在为自己能否达成使命而担忧。
于鉴付了二十个铜角子的渡资给艄公，这种渡船其值甚寡，渡河每人不过两个铜角子，过江五文，但是于鉴今天有急事，独买一舟，顾不上省钱了。
于鉴，字文衡，沉毅寡言，个性勤能，习种植外，常到江阑贩卖茶叶，在“旅邸无事，辄结网以习劳，人莫知其为商来也。”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的人格并不像后来史家所描述的不堪，据说“（鉴）尝路见遗金，守候竟日，待失金者来寻，物归原主。”
于鉴祖先务农维生，他父亲于铨是家中第四子，无权继承祖业，而在淳新县城外开了个竹器坊。所谓祖业，不过几亩薄田，连岁歉收，而食指日繁，两伯父竭力经营且不支，遂析箸，伯父家里也是益贫乏，经常数日断炊。好在三伯父善猎，经常能打到大兽，一家人屡屡以此糊口度日。
于铨对于鉴要求甚高，于鉴“少时尝拾薪、摘茗、市米以就学，且耕且读。”曾入学淳南书院，嘉佑九年中了秀才。
连州诸地，山越人多，于鉴也是山越人的后代。所谓山越，是列王时代“鸟语之人”的后裔，史称夷越、于越、扬越、百越等等，还有许多是逃避赋役与避罪入山的中原人，于鉴的生母就是“逋亡宿恶，咸共逃窜”的中原人后裔。
皇朝中期，连州及以南诸州还属于化外的深险之地，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越人犹未尽从也。周朝从开国起就屡屡征讨山越，特别是周末梁初的大将葛丹，指令部众掌握时机，“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有此毒计，尽管越人“山出铜铁，自铸甲兵……自前世以来不能羁”， 却是“有族属”，“无君长”，“不相统属”，力量分散，到了建武六年，山越终被击败而怀附。
葛丹年仅十三就随父母戍连，父葛远战死，二十一岁袭职代领父众，直到五十五岁出巡遇袭，为贼将所刃，竟以身殉，连州刺史亦同时阵亡。葛丹在主持连州兵事三十多年里，招怀流民、开垦荒田，但终究“徒得城外平民而已，其余深险，莫能禽尽。”到梁高宗继位为止，连州及附近数州的山越，不时反叛，依阻山险，不纳王租。
高宗对付山越的办法就是筑城，“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治船、积粮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开村设县，兴农重教，通商惠工。“其后，悉取其地，遂为王土。”
两百年的启土平棘，城里的山越人已经和中原人无异，用古文吟诗作对，穿着中原人的衣服；而稍远山区里的依然火耨刀耕，断发纹身，只听从榔头、款首之命而不知有朝廷。
从玉矶嘴码头向东是江阑城外的南市，一条商贾要道沿江一带通联朝宗门码头、凤山码头、刘家祠码头、济川门码头、朝元码头、朝纪码头等三十个码头，沿江行户数千家，火烟数十里，廛闬甚盛，列肆如栉，船泊两万，扬河水流湍急，这里水流平缓，各船群蚁聚于一处，“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江阑在列王时代只是一个渡口，至今尚存一个古城遗迹，人称螺洲古堡。从周初到梁高宗平定山越，莫不以江阑运转军资，居民填溢，商贾辐楼，渐渐成为连州第一繁盛处，变成商埠；周朝末年开凿了扬河支流沅水的运河，打通了继续南下桂州、酃州的通道，加以扬河贯穿东西，数州之货，皆于此转输，官府将此地作为田赋、引盐交兑、分销的中转之所，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让江阑城短短的时间成为京州府城之外“东南都会次要之班”，东陆的第三大城市，有户籍十七万，算上每天往来的客商，人口百万。
于鉴因为贩卖茶叶，对此地十分熟悉，转过显正门外的木材码头，从水关上入城至细钿河，街景又是一变，一条宽宽的小河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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