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协主任刘承新和队长王雄涛吵了一架，导火线是分豆秆。
豆秆是东北农村过冬的好燃柴，黄豆脱粒打场时，马绳吐出的豆秆都当场装车拉走，挨个分到社员家。
这天送豆秆的人马虎了一点，当中漏了人家。其实，只要后面补上就是了，可是偏偏连着两车没补，刘承新来提意见了。
王雄涛正忙着入马绳口，嫌他烦，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俩人吵了起来。
这一吵，一连串不顺的事都跟着来了。
24马力的柴油机起火，差点爆炸；电动机的线源接错，找来两个技术员都傻乎乎地没看出来；知青点也跟着凑热闹，跑到队里找队长，说是丢了6只鸡。
由于查不出电动机的毛病，打场的夜班停了。
晚上，知青班子趁空开了个会，安排过冬的一系列事务。
也许是大家心情不太好，开始会开得还顺，到了如何吃粗粮的问题上，卡壳了。
知青集体今年分了4000余斤粗粮，除用2000斤换粮票给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外，还有2000来斤粗粮要大家吃的。
有人说：为了防止一些人在食堂做粗粮时不买，做细粮时多买的情况，建议食堂连续做粗粮，不把2000来斤粗粮做完就不做细粮。
有人反对，认为这妨碍了大家正常的生活，最好还是粗细粮搭配，每天两顿细粮，一顿粗粮。
但立即遭到回击，用语十分激烈，甚至带着点攻击性。
我让大家好好说，谁知情绪激动的他们无法安静，还有人连连劝我别“打岔”。
没办法，都是那年代过来的人，说话习惯“上腔”，喜欢用强加于人的气势来逼使对方接受。
会议对如何吃粗粮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会开到一半，队里让我和刘金鹏跟车去县城送粮。
从粮库出来已经半夜12点。我和刘金鹏跑遍了黑河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住处。大小旅馆都反扣了门，叫都叫不开。
我们只好再回到粮库，在冰冷的走廊里，躺在麻袋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回到生产队，听说要开四级干部会。
当年干部的大小有一套数字分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听说十三级以上就属于高干。瑷珲县上海插队干部中就有八级的大官，比黑河地区领导都要大好几级。
但这里说的四级干部并不是数字级别，而是指县、公社、大队、小队这四级干部。
每年年底，县里都要开四级干部会，这是一年中全县最重要的活动。今年开会的通知已经下来，生产队的一把手、二把手、会计都要去，会期是七天。
队委会开了一个短会，把队里的全面工作都交给了我。
黄豆打场还没结束，我带着又打了一个夜班。
星儿平静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告诉我，这一夜航行顺利；月儿柔柔地弯下腰，好像想低声跟我说：明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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