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不去读中专的主意拿定后,人倒也潇洒了起来。
今天,带工去打马草。
一场大雨,把那片荒草甸子都变成了河,我们就在这齐大腿的水流中打草、捆个子。
可是蚊子并没有被水冲去,而是和水一样越来越多,追着我们不放。
活儿很难干。有时一脚踩进苔头中无底的深洞,有时又被水中高出的“暗礁”一下绊倒,一个个的草捆从水里捞起,份外沉重。还要翻一下个子,弄得全身湿透,草腥味布满全身,那土包上的蚁穴被惊动后,四处乱爬,手上早被刺草划出了道道血口,在水里一泡,如同刀割。
当太阳偶然从积云中露出脑袋时,我发觉它已经当头高照。
我们是早晨太阳还在被窝里睡大觉时就起身的,早饭都没吃。劳动的艰辛,让我们把肚子饿这个平素的大事忘到一边去了。
直到装好了车,把车赶到大道上时,才觉得肚子饿得难受。
车往回去,老天还是一阵暴雨一阵晴的,我们在马车上浑身湿透。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马车面前,下来两个解放军。
其中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向我们打招呼:“今年小麦怎么样?”
我说:“春旱秋涝的,不太好。”
他问:“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我说是上海人,他又进一步打听我在上海时住在什么路上?
我很奇怪,他对上海的每一个区,每一条路都那么熟悉。
我问:“你大概也是上海人吧?”
旁边那个年轻的军人说:“他就住在上海。”
“大肚子”和我们聊得更多了,什么零食吃不吃呀,安不安心呀,有没有回家去过呀……
最后,我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很远很远。”
我不好再问下去了,于是和他告别。
那时,来爱辉的人很多,光是跟我们生产队知青接触过的,就有中央媒体的记者、解放军报的记者,上海著名话剧演员、还有什么杂志社的、大学的、电影摄制的……都带着不同的任务。至于部队来的人,我们就不好多问了。
赶着马车继续往回走。
蔡景行对我说,邵子昂走时,大家写过一首诗,现在你要走了,也留下一首吧。
我想起那首“漫绘远景笑田头”来,被认定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想起那首“愿与青松共成材”来,栽下的松苗被羊啃了个精光,成了羊屎。
我们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伟人,走就走了罢,有什么好写的?
我找了一个推托的理由,说:“这样吧,如果暴雨之后有彩虹,三天之后我就写一首。”
话音刚落,暴雨滚滚而去,阳光洒满人间,黑龙江中跃起一轮彩虹,横跨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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