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接到爱辉两封信。
一封是王雄涛写的，去了信头的寒喧和信尾的客套，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年底评工分时，你被评了一等工。”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下乡第一年，我被评的是二等工，在知青中，这已经算是最高了。第二年，就被评上了一等工，成了生产队最强劳力之一。
信中说：“老乡在评工分时，一致认为：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他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功臣！”
另外一件事是：我和邵子昂，被选进了队委会。
我感谢老乡对我的评价和肯定，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一边打开了另一封信。
信是邵子昂写来的，抬头上写了很多人的名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内容也很复杂，但主要说是和我谈心：“我感到你在后一阶段热衷于搞自己的‘外交攻势’，以此来争取自己的威信，而尽量避免矛盾，这里包含着私心，如果不去掉是很危险的。你们在上海要总结的话，请把这一条总结进去。”
在信的空白头上，还写着一句话：“请在学习小组会上读我的信。”
我终于明白，之所以信的抬头写了这么一大串的名字，而且又特别提醒“读我的信”，邵子昂是要把和我谈心的内容向大家公开。
我对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感到很吃惊。
自下半年以来，针对知青已经成为生产队的劳动主力，我多次在知青骨干会上提出“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当地青年，重新营造生产队氛围。”
我提醒知青，要想挑起更重的担子，就不能局限在知青点的小圈子里。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将此看作是“外交攻势”，是技巧手段，如果我们纠缠在各自心理习惯和各自的见解上，这个团队就很难拧成一股绳，造成相互的扯皮而
难成大事。
另外，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得到了老乡的好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是好多知青在春耕夏锄秋收的生产一线上冲锋在前干出来的。年底评工分时，老乡们就异口同声说：“今年能吃上大米，可别忘了是知青的功劳”，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知青应该为此值得高兴。
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信上，信是写给邵子昂一个人的。我对邵子昂说：“请不要把自己的战友当作那种卑鄙的人，抛掉小市民那一套心理习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最后，我告诉他：“我写的信，可以给王雄涛看，也可以给昊宇看，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也可以将此信公开，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在回沪探亲的知青学习小组里读了邵子昂的这封信。
读完后，我不作任何评价，也不谈自己任何观点，只是希望大家能作**思考。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知青班子里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有不同看法，应该回黑龙江去当面沟通解决，用不着采取读信的办法让大家来当裁判。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上海了，带来了一份生产队年底对知青评分的结果，我去老邵家抄了一份。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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