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豆撅完了，新知青开始陆续回上海探亲。
这两天无论是碰到老乡还是知青，开口就问：你回不回上海？
沥沥拉拉地走了几个后，明天要集中走15个。
夜里8点半了，知青点食堂又热闹了起来。
留下过冬的知青和明天要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在这儿开一个座谈会。
饭桌拼在一起，铁炉燃起火苗，灯光此时在火光下，也显得逊色了许多。
大家那止不住的笑脸，被映得忽亮忽亮。
新知青毫无拘束地谈自己要回上海的心情。毕竟是下乡两年第一次要回上海，回父母兄弟姐妹身边，他们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
王雄涛等老知青则关心地问大家都准备带什么土特产？
他们去年回去探过亲，知道上海人喜欢东北的黑木耳、黄豆、豆油、黑白瓜籽、芸豆……
邵子昂也是属于留下的，他在今年夏天时跟父亲一起回过上海了。他谈了冬天食堂伙食的安排，让回上海的知青带点好吃的，早点回来。
我也打算今年要回上海探亲，因为还要带工打场，只得晚点走。
大家让我谈谈回上海后的打算，我说在上海举行几次集体活动吧，包括对留守边境的知青家庭访问。
看着大家高高兴兴的样子，我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每年这时候都会这样吗？还是一年比一年冷清，慢慢地平静下去。
想到此，心中不由一阵悲凉：不会每年都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将永远离开这里，像施卫疆、陈新凯；留下的也不再会隔一年回一次上海，就像生产队里当年闯关东、抓劳工、支边而扎根在此的老乡，他们已经不会再回自己关内家乡去探亲了。
再好的风筝，也有断线的那一天。
刚送走一批回上海探亲的，又迎来一位从上海回生产队的。
陈国明，在上海待了一年左右，又回到了冰雪封天的爱辉古城。
他回队才两天，生产队就公布了两份名单，一份是留在生产队打场的，一份是上水库的。
国明在上水库的名单里。
晚上，我到他宿舍里，把今年发的布票给他。
坐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怎么在冬天回来？”
国明说：“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了。”
我问他：“学校为什么不让你恢复70届身份，重新参加70届的分配？”
他说：“争取了很长时间，教育局说已经走了就不可能再重回学校读书；公安局也不讲什么道理，一口咬定迁出去的户口不能再迁回来。”
我说：“看来，上海的态度很明确，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想再回去没门！”
我想起当初动员我们下乡时，他们满脸是笑地讲着革命大道理，甚至能把70届以及更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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