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过，生产队走了好几个人。
先是换队长。
孙洪才不当一把手后，越来越觉得没意思，干脆向大队要求去机耕队干活了。
他吃苦耐劳，和人打交道不行，和机器打交道绝对没问题。
老吴原是代队长，一看孙洪才走了，就推举王喜奎当一把手，并放出话来：“王喜奎当我也当，王喜奎不当我也不当。”
老吴当了好多年副队长，但从来不当一把手，他对别人说：“就当个副队长，挺好。”当队长是是非非，一年换一茬，他才不愿意当呢。
社员选举时，想想再也选不出什么人，就选了王喜奎。
还有从后门走的。
老知青陈暄文接到家中一封信，说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给**打了一个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参军》的报告，**批示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
家里让她马上回上海，她什么东西也没带，立即上黑河打道回府。
几天后，部队来人，就把她的户口手续办了，牛逼呀。
再过几天，陈暄文来了一封信，让知青点帮她把行李托运回上海。
她的行李是我去县城托运的。
去县城的一路上，搭车的何雨琴对我说：“她爸也就是个营连级军官，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沾了现役军人的光罢了。”
要说起来，何雨琴的父亲也是南下干部，不过在1958年时转为地方，要说级别，相当于军队正团级。但那时，地方干部再大，也没有军队干部牛。
营连级军官都开始公然大开后门了，何雨琴觉得这社会不公平。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像我父母现在的情况，无论什么后门也开不到我的头上，但不管怎么说，谁不想去好点的地方呢？
走后门之风后来在中国盛行，应该是始于此。
陈暄文再没有给任何知青来过信，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收到了行李。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她一辈子，只攀附有用的人，用完了，也就永远不记得了。
从正门走的是施卫疆，从县城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还睡在民兵连部，他进来向我告别。
在生产队推荐下，他今天要到县城副食品公司报到。
这是知青中首个招工离开农村的。
他很满意。
当初我们在铲地时，聊起前途，他就说过，将来不想读书，也读不进书，有招工就好了。
现在他如愿以偿。
九个多月来，我们已经结下了友好的关系。但我发觉他在临走前，心情并不怎么舒畅。
他走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人，看着那枝从山上摘回来的寒梅花儿，红艳艳地吐着花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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